• 吸煙導致我國每年死亡人數超百萬 控煙刻不容緩

提到"吸煙有害健康"，人人都熟知。然而，吸煙會如何威脅到我們的健康，許多人或許并不清楚。研討會上，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副會長、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胸外科首席專家支修益教授介紹，肺癌分中心型肺癌和周圍型肺癌、小細胞肺癌和非小細胞肺癌。其中，與吸煙密切相關的就是中心型小細胞肺癌，關聯性高達95%以上。此外，長時間被動吸入二手煙、遭受三手煙暴露則有可能患非小細胞肺癌和周圍型肺腺癌。作為全球卷煙的生產和消費大國，我國肺癌的發病率及死亡率均排名世界第一，2022年，吸煙導致我國超100萬人死亡，因此，控煙刻不容緩。

從事肺癌診療工作四十余年，支修益教授表示，如今我國肺癌的五年生存率仍低于30%，因此肺癌的三級預防就至關重要。支修益教授介紹，一級預防是包括控煙與抵制被動吸煙在內的針對危險因素采取防控措施，二級預防則是通過胸部CT篩查力爭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肺癌，三級預防主要是規范臨床診療，重視治療后的康復和定期復查。"過去我們更重視肺癌的三級預防也就是到了醫院怎么進行規范化診療，現在我們強調要把肺癌防治的關口前移，希望更多醫生、醫院關注并參與到控煙工作和肺癌篩查工作中來。"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李瑋在致辭中表示，中國的煙草控制問題是一個既迫切又復雜的挑戰。煙草不僅對個體的健康構成威脅，也給國家的醫療體系帶來沉重的負擔。因此，控煙不僅僅是一個健康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

• 無煙立法地方先行  多地吸煙率明顯下降

面對吸煙帶來的危害，我們該如何行動，才能實現全面無煙？對此，多位與會專家表示，通過立法的形式推動全面無煙是有力舉措。上海市較早開展了無煙立法工作，2010年通過立法正式控煙，2016年第一次修訂，實現室內場所全面禁煙，2022年第二次修訂，將電子煙也納入公共場所禁煙范圍內。上海市健康促進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煙協會副會長陳德表示，數據顯示，無煙立法后，上海市的控煙效果有了明顯提升，2010年開始控煙立法前，室內禁煙場所違規吸煙率近40%，而到了2022年，這一數據降到了12.3%，此外，上海15歲以上成人吸煙率也從立法前的26.9%下降到2022年的19.4%。

陳德還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推動無煙立法的案例。他介紹，香港自80年代開始無煙立法，推行近40年來，其成人吸煙率已經下降到10%以內，而香港地區的人均期望壽命已經連續多年達到全球最高，其科學研究也顯示，嚴格的控煙監管對于地區人均期望壽命的延長有著直接貢獻。

• 公眾健康意識提高  我們離全面無煙立法有多遠？

2019年發布的《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明確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分別低于24.5%和20%，此外《國務院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也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全面無煙法規保護的人口比例分別達到30%及以上和80%及以上。

無煙立法需要民意基礎，北京健康教育協會會長、北京市愛衛會辦公室前主任劉澤軍提到，北京市之所以能夠較早出臺控煙法規，離不開公眾的支持。北京市的調查顯示，不僅不吸煙的公眾支持控煙立法，絕大多數的吸煙者也表示了支持，可以說正因為此，北京才能比較順利進行控煙立法。

那么從更廣的范圍而言，要建設一個無煙社會，我們準備好了嗎？研討會上，復旦大學健康傳播研究所控煙研究中心主任鄭頻頻分享了一項針對公眾對控煙觀念的研究。基于對公眾在社交媒體上對控煙態度的調查，鄭頻頻發現，這些年來，我國控煙工作已經出現了一個可喜的變化，那就是公眾對于吸煙和二手煙的危害已經有比較強烈的感知，公眾普遍知曉吸煙及二手煙的危害，認為吸煙和二手煙不會引起疾病的人不到1%，九成以上的被調查者表示不可以在孕婦和未成年人面前吸煙，半數以上人群認為吸煙本身就不文明，無煙社會規范在初步形成。

研究結果顯示，公眾比以往更支持公共場所無煙政策，85.7%的研究對象表示在過去十年間，公眾比以往更支持公共場所無煙政策。公眾既支持控煙條例的出臺，更期待控煙條例的有效實施，希望把無煙立法納入國家愛國衛生條例。

可以說，越來越多的公眾已經認識到無煙社會的重要性。中國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員靳雪征介紹，目前我國地方出臺控煙相關的法規449部，其中省級控煙相關法規有24部，雖然這些法規的質量參差不齊，但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受到無煙環境的保護。截至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國家層面的全面無煙立法，我國實現全面無煙立法的難點在哪？又面臨哪些機遇？對此，研討會上多位專家就這一話題展開圓桌討論。

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疾病中心控煙辦公室前主任姜垣認為，推進全面無煙立法需要打"組合拳"，目前推進這一議題還面臨多方力量博弈以及公眾對吸煙危害的知曉率還不夠高等難題。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青斌則從全面無煙立法可能有哪些機遇的角度進行了分享。王青斌認為，立法需要動力或者有助推的機制。而如今推動無煙立法最大的動力就在于國家和人民對于健康的重視，無論是人民至上的理念還是百姓對于健康的高度關注，都有利于推動全面的無煙立法。此外，王青斌表示，從立法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如果能推動國家層面的全面無煙立法也是一個高效率、大產出的舉措。

• 助力健康傳播  煙草控制媒體報道手冊發布

要提高公眾對吸煙危害的知曉率并推動無煙立法，媒體的作用不容忽視。李瑋表示，媒體作為信息傳遞的重要渠道，通過報道傳達科學的、可信的信息，不僅能夠喚起公眾對控煙問題的關注，還能推動更加嚴格的控煙法規的出臺，助力更加有效的控煙政策的實施。

研討會上就"如何做好中國特色的控煙報道"這一話題，多位多年從事控煙及公共健康領域報道的記者進行了分享。參與討論的多位記者表示，控煙這一領域有非常多值得報道的議題，《財經》雜志高級記者孫愛民表示，最新控煙技術、對吸煙影響健康的最新研究成果都是值得報道的議題。《中國科學報》記者張思瑋表示，控煙報道需要拓展更多信源，希望有更多公共衛生、衛生經濟學、臨床醫學以及NGO組織的專家能加入進來。《健康報》記者張磊表示，健康教育需要"知、信、行"，要持續加強報道去推動控煙行動的落實。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網新聞中心記者張恪忞表示，媒體在做健康傳播時應知道用戶是哪些人，要把傳播內容轉化為用戶聽得懂并且喜歡的方式，運用更多元的傳播形式。

為了幫助媒體快速了解控煙領域基本事實，高效準確報道控煙相關議題，本次研討會上，由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編寫的《2023中國煙草控制媒體報道手冊》也同步重磅發布。

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研究員賈哲敏介紹，該手冊共分為關鍵概念與術語、基礎事實與數據、中國控煙近期重點議題以及資源庫四個方面，以期幫助更多媒體從業者快速了解控煙領域的基本概念與基礎事實、識別我國控煙領域的重要議題、獲取查閱相關信息的權威渠道。

與會嘉賓對手冊的發布表示了肯定，支修益教授表示，這本手冊展示了中國控煙相關數據和媒體報道數據，引領了健康中國行動，同時他也呼吁媒體應加強對控煙議題的報道頻率與強度，持續關注控煙領域助推"無煙中國"建設。姜垣表示，媒體應關注控煙領域一些新的議題，同時加強深度報道。陳德也表示，控煙領域有很多新的議題值得關注，比如控煙與健康、控煙與生態環境、控煙與城市治理等等。王青斌呼吁，希望媒體及衛生經濟學家能夠關注因吸煙導致的疾病所帶來的巨額財政支出問題，特別國家醫保因此產生的經費投入，有可能抵消了煙草行業對經濟發展和財政的貢獻。

多位兒童安全領域專家表示，新“兒綱”將推廣使用兒童安全座椅納入主要目標，并給出具體的策略措施，對推動兒童安全座椅的使用、更好地保障兒童出行安全具有重大意義。此外，與會專家還就進一步推動新“兒綱”落實給出建議。

新“兒綱”出臺   推廣使用兒童安全座椅被納入主要目標

本次公布的新“兒綱”，新增“兒童與安全”領域，并承諾在新“兒綱”實施10年內，減少兒童傷害所致死亡和殘疾，兒童傷害死亡率較2020年下降20%”。

參與新“兒綱”制定的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兒童工作處副處長曾國強提到，之所以新增“兒童與安全”領域，一是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以兒童為本，把兒童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二是堅持問題導向。“我們在編制新‘兒綱’過程中，開展了廣泛和深入的調研，通過座談、訪談的形式廣泛聽取部門、各個地方、專家學者、基層兒童工作者、廣大兒童和家庭的意見，大家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之一就是兒童傷害導致的死亡和殘疾，這一點已經成為影響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目前，意外傷害已經代替疾病，成為兒童致死的第一位因素。2019年，我們國家兒童傷害的死亡率是11.4/10萬，相當于每年近4萬名兒童因為傷害死亡。其中，道路交通事故是我國1-14歲兒童的第二位傷害死因， 15-19歲青少年的第一位傷害死因；每年約有2.2萬名0～17歲未成年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致死、致傷，死者中1/3死于乘車過程中。

曾國強表示，相關研究和國內外實踐經驗均表明兒童安全問題是可防可控的，兒童傷害并非意外。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道路安全、傷害預防項目官員方丹介紹，在交通事故中，如果兒童乘客能夠正確使用與他們年齡身高相符的安全座椅，能夠起到很好保護作用，其中嬰兒正確使用安全座椅死亡風險可降低70%，幼兒正確使用安全座椅，死亡風險可降低54%-80%。

本次新“兒綱”重點關注兒童道路交通安全問題，將“推廣使用兒童安全座椅、安全頭盔，兒童出行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作為 “兒童與安全”領域的十個主要目標之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傷害防控與心理健康室主任段蕾蕾介紹，相比新“兒綱”中的其他目標，關于兒童安全座椅的目標尤其明確具體，將推廣使用兒童安全座椅、兒童安全頭盔都寫入到目標中非常不易，也更加凸顯了這個目標的重要性。

舉措具體可操作性強  新“兒綱” 為兒童道路交通安全保駕護航

不僅提出目標，新“兒綱”在“兒童與安全”領域還提出了針對性很強的策略措施。曾國強介紹，新“兒綱”在“預防和控制兒童道路交通傷害”這個策略下明確了包括完善交通安全立法、提高兒童看護人看護能力、培養兒童養成良好交通行為習慣、推廣使用兒童安全座椅、安全頭盔和兒童步行及騎乘機動車反光標志、完善兒童道路安全防護用品標準、加強生產和銷售監管等多個具體的措施，可操作性很強。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介紹，國務院發布兒童發展綱要以后，各省還要發布自己的兒童發展規劃，“兒綱”作為國家的重大制度，其發布后還會有一套相應的監測和評估制度來保障落實。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兒綱”能把使用兒童安全座椅這樣一個具體內容規定進去，對推動兒童安全座椅的使用、更好地保障兒童道路交通安全具有重大意義。

在段蕾蕾看來，新“兒綱”將“兒童與安全”領域每一條舉措都寫得非常具體，這為各地實施新“兒綱”提供了抓手、提出了方法，能夠幫助各地精準防控。“不是提出一個方向大家去走，而是把車、輪子、輪船、貨物都給到了大家，可以一起把這個事情往前推。”

作為世衛組織官員，方丹認為，新“兒綱”的意義不僅僅對中國，其對全球傷害預防甚至全球兒童健康也有重大意義。方丹介紹，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溺水和道路交通傷害都是導致兒童和青少年死亡的突出因素，基于中國的人口基數，中國在傷害預防工作方面的成效直接影響到全世界傷害預防工作的成效。“中國的進展也會推動全球進展，作為一名傷害預防工作的從業人員，新‘兒綱’令我非常受鼓舞。”

抽查合格率僅71%  專家建議加強監管嚴把質量關

兒童座椅安全質量問題也備受關注。2019年發布的《中國兒童道路交通安全藍皮書》顯示，2017年，中國兒童安全座椅產品的抽查合格率僅為71%。2018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監督抽查了27家企業生產的27批次機動車兒童乘員用約束系統產品，其中有6批次產品不符合標準的規定。

佟麗華認為，家長要給兒童使用兒童安全座椅，生產兒童安全座椅的廠家更要講良知，要保障產品質量，讓家長用上質量合格、能有效保護孩子生命安全的兒童座椅。對生產假冒偽劣兒童安全座椅的企業，市場監管部門應當加大監督處罰力度。“我曾經公開地講，對生產假冒偽劣兒童安全座椅的一些廠家要罰得他傾家蕩產，因為父母買了它以為有了安全保障，但是關鍵時候卻不能發揮作用，導致孩子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因此在產品質量這塊，一是要強化立法，二是市場監管部門要加強監督。”

姚煒耀也提到了產品質量監管問題。他介紹，自己曾看到網上最便宜的兒童安全座椅僅售50多元，結果發現這個產品就是一個簡易的兒童坐墊，根本起不到保護兒童乘車安全的作用。姚煒耀呼吁，市場監管部門對于使用“兒童安全座椅”相關表述的產品以及其他假冒兒童安全座椅的產品應加強監管。

多方助力提升交通安全風險意識 完善傷害監測系統提升救治能力

兒童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這就需要家長、學校乃至整個社會提高風險意識，加強對兒童的看護。在基層進行兒童傷害調研時，曾國強發現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對兒童傷害防控的意識也比較薄弱，他認為這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在后續工作中采取相應措施，強化傷害可防可控的理念、傳播相關防控知識。姚煒耀建議，今后在駕駛人資格考試當中應進一步提升關于兒童安全座椅的試題比重，讓駕駛人在學交規時就明確兒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這樣，他們今后開車時，在實際道路中也會增加安全意識。

更廣層面上，段蕾蕾建議應構建監測體系以了解兒童傷害狀況。她所在中心正在完善全國傷害監測系統，她認為應加強數據分享、分析、利用、評估，進一步完善兒童傷害監測評估體系，通過監測數據分析了解兒童傷害狀況，提升兒童傷害急救能力，降低傷殘率和死亡率。

方丹表示，兒童要真正用上安全座椅還有很多步驟，家長要愿意給孩子用，還要要買得到、買得起，買到后還得能安裝、能裝對、能用對，這中間每一步都涉及到很多干預措施，需要政府各個職能部門、生產銷售企業、媒體、公益機構等多部門通力合作，共同參與共同促進落實。

這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疫苗產業帶來嚴峻挑戰的同時，也讓全球看到了國際合作帶來的無限機遇。新冠疫情對我國疫苗產業的影響如何？國產疫苗如何在國際化進程中收益并為全球健康作出更大的貢獻？針對這些熱點話題，北京大學于4月7日舉行第五期北京大學全球健康與創新傳播系列研討會，圍繞“新冠疫苗與疫苗產業國際化”的主題進行了討論。

本屆研討班邀請中國疫苗行業協會會長封多佳，帕斯適宜衛生科技組織（PATH）上海代表處國家代表、商務與業務開發負責人袁瑗，藥明海德CEO、藥明生物高級副總裁董健，科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光，中國醫藥保健進出口商會對外合作部副主任管云鵬等專家，就新冠疫苗產業國際合作、我國疫苗產業國際化對全球健康事業影響等話題展開研討，探究新冠疫苗如何推進我國疫苗產業進一步走向國際化。

專家指出，國產新冠疫苗對于填補新冠疫苗缺口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新冠疫苗研制也帶動了中國疫苗行業的國際化。他們呼吁，中國疫苗行業亟需加速國際化，做“優”做“強”，為全球健康事業貢獻中國力量。

救急：保質保量，填補新冠疫情疫苗缺口

當前新冠疫苗的全球供給明顯不足，全球新冠疫苗分配出現了不平等的局面。美國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研究顯示，截至1月中旬，全球已購買了超過70億劑新冠疫苗，其中42億劑疫苗被富裕國家所購買。這意味著，盡管高收入國家僅占世界人口的16%，但它們目前持有迄今為止已購買的新冠疫苗的60%。

為應對這種不平等，“中國新冠疫苗正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貢獻。”中國醫藥保健進出口商會對外合作部副主任管云鵬說。

中國疫苗行業協會會長封多佳表示，截至目前，我國國產新冠疫苗在國內的使用量超過1億3千萬劑，而出口的數量也超過了1億劑，兩者基本相當。同時，中國已經向50多個國家和3個國際組織提供疫苗援助，同時向幾十個國家商務出口疫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首次大規模對外提供疫苗援助，是落實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承諾的重要行為。此外，中國企業正在幫助多國合作建設疫苗生產設施和提供生物活性材料。

“中國疫苗已經具備長久地擔負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責任擔當，中國新冠疫苗的工業制造能力已經占全球新冠疫苗產能的約一半，擁有為全球健康做出貢獻的巨大潛力。”封多佳說。

借助世界衛生組織的緊急使用清單（WHO EUL）程序，中國新冠疫苗獲得了為國際提供服務的平臺。帕斯適宜衛生科技組織（PATH）上海代表處國家代表、商務與業務開發負責人袁瑗介紹，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明確了WHO EUL程序，目的是盡快將產品提供給受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影響的人們。當前申請WHO EUL的18個新冠病毒疫苗中，有7個來自中國。

2020年10月8日中國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簽署協議，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COVAX），秉持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履行自身承諾推動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

“中國疫苗行業非常積極，正在踴躍地為世界公共衛生作貢獻。”袁瑗說。

行動：精誠合作，在國際化中成長壯大

我國國產疫苗能夠為國際新冠疫情防控作出貢獻，離不開疫苗研發生產全流程的國際化。

“中國新冠疫苗是國際大合作的成果。”封多佳感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中國疫苗企業與多國開展了全過程的合作，包括流行病學研究合作、疫苗研發科研合作，疫苗臨床試驗合作、產品銷售代理合作、生產代工合作、向有關國家提供生物活性材料、與多國合作在國外建設疫苗生產線，在接種環節與各國合作追蹤免疫效果以及提供分析處置接種反應等方面的服務合作。

新冠疫苗的研發也加速了國內疫苗產業的國際化進程。例如，在新冠肺炎暴發之前，除了康希諾的埃博拉病毒疫苗外，幾乎沒有疫苗企業做過海外臨床試驗。而如今，我國已有多支疫苗在阿聯酋、巴西、巴基斯坦、秘魯等多國開展臨床試驗。科興新冠疫苗克爾來福就是其中一支。

“國際合作在克爾來福開發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科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光說。由于在國內沒有條件開展三期臨床試驗，他們選擇了出國做。由各國負責臨床試驗的組織，科興負責提供研究用疫苗，各國政府負責監管，克爾來福分別在土耳其、巴西、印尼和智利開展了臨床試驗，以證明疫苗安全有效。

國際合作也加速了克爾來福疫苗的本地化生產供應。楊光表示，海外本地灌裝包裝檢測供應，縮短疫苗供應時間和步驟，同時，自2020年至今，科興新冠疫苗已經通過了中國、印尼、巴西、智利GMP認證、印尼清真認證。

未來：做優做強，改善全球健康事業

“中國疫苗無論從質量還是產量都正在加速從疫苗大國向疫苗強國的歷史性轉變。”封多佳表示，新冠疫情給中國疫苗行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對疫苗的研發和供給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突出表現為“如何做優”和“如何做強”。

那么，中國疫苗行業該如何加速國際化進程，實現“優”與“強”？在封多佳看來，“優”即疫苗產品和服務全過程、全要素與國際接軌；“強”即具備強大的疫苗工業能力和生產效率。

藥明海德CEO、藥明生物高級副總裁董健也表示，確保服務質量，確保生產規模和成本控制，將有助于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

在長期的疫苗研發生產工作中，董健看到了傳統的疫苗生產模式的癥結：“在傳統模式中，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承擔著疫苗研發、廠房建設、工藝驗證、疫苗上市注冊、生產與質量管理、持續改進工藝與質量等所有工作，只有實力雄厚的疫苗企業才能承擔從研發到生產的重任，而即便是疫苗巨頭企業，在供應優質低價疫苗方面也存在動力不足的問題，一旦應急情況出現，很難及時充分地滿足全球對疫苗的需求。”

對于這一問題，他提出了疫苗合同定制開發生產（CDMO）的新思路。“研發機構或企業進行疫苗設計和早期研發，自行進行或者委托CDMO企業進行臨床前工藝開發和臨床試驗用樣品生產，研發機構或企業作為上市許可持有人負責疫苗注冊申報，并將注冊批準后的疫苗生產任務部分或全部委托給CDMO企業。”董健說。

他表示，有序可控地利用CDMO模式，可以快速提升疫苗產能，擴大國產新冠疫苗尤其是腺病毒載體和重組蛋白新冠疫苗惠及的國家、地區和人群；有利于提升國內疫苗生產與質量管理水平，促進國內疫苗研發和生產與國際接軌；有利于提升國內和國際供給嚴重不足的疫苗品種的產能，造福更多的國內外群眾；有利于中國疫苗行業為中國和全球疫情防控和各種消除傳染病行動計劃，助力中國成為國際公共衛生產品的研發與生產的主要貢獻者。

在此背景下，12月22日，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在線舉辦主題為“HPV 疫苗與宮頸癌防控”的全球健康與創新傳播系列研討會。

本期研討會邀請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喬友林、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國家癌癥中心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及腫瘤流行病學教研室主任趙方輝、鄂爾多斯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劉鄭、IQVIA（艾昆緯）大中華區衛生經濟與真實世界研究負責人謝洋博士，探討、分享了我國宮頸癌及HPV 疫苗接種進展，如何推進HPV 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以及HPV 疫苗產業現狀等議題。

與會專家建議，應盡快將 HPV 疫苗納入免疫規劃，以保障我國婦女健康，早日實現全國范圍內消除宮頸癌的承諾。

現狀：中國新發病例占全球三分之一，但關鍵人群疫苗接種率不到1%

早在2015年，中國宮頸癌年新發病例就已達11.1萬人，占到全球新發病例三分之一，這也使我國成為不折不扣的宮頸癌高負擔國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喬友林教授介紹，無論是發病率還是死亡率，近年來宮頸癌也還在持續上升，發病年齡還在不斷提前。

“有些腫瘤我們沒有辦法，但宮頸癌是可防可治的。”喬友林說。幾乎100% 的宮頸癌均由高危型別的HPV病毒（也即人乳頭瘤病毒）的持續感染引起。疫苗是防控的第一道關口，在感染 HPV 病毒前接種疫苗，當病毒襲來時，疫苗抗體就能夠將病毒清除掉。而感染 HPV病毒的主要途徑是性行為，所以還沒有進入性活躍年齡段的9-15歲小年齡段女性，也就成為當前HPV疫苗預防接種工作的關鍵人群。通過為9-15歲女性接種 HPV 疫苗預防感染，同時配合宮頸癌篩查、及時治療，宮頸癌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全面預防和消除的第一個癌癥。也正因如此，目前全球已有110個國家和地區將HPV疫苗納入免疫規劃，免費為適齡人群接種。而通過將 HPV 疫苗納入免疫規劃，部分國家HPV感染率和宮頸癌前病變的發病率下降幅度高達90%。

其實我國政府早已重視到宮頸癌這一威脅女性健康的“罪魁禍首”。2009年，衛生部和婦聯牽頭啟動了農村婦女“兩癌”檢查項目，免費為農村適齡婦女進行宮頸癌和乳腺癌篩查。但在我國，目前中國宮頸癌防控策略只有篩查，還沒有將疫苗納入免疫規劃，疫苗接種比例還比較低，這也是我們將要努力的方向。趙方輝表示。

謝洋博士在會上分享的來自上海的數據也證實了趙方輝的觀點，上海9-15歲女性里接種率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六的水平，而美國 2018 年 13-17 歲的青少年女性當中接種二劑次或者三劑次 HPV 疫苗比率超過一半，也就是說，即便以上海的接種率水平去跟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非常大。

“上海是這樣，全國范圍內覆蓋更是非常低了。”趙方輝說。

進展：一代人已錯過最佳免疫機會，國產苗入局或破解供應難題 

對疫苗認識不夠、價格過高，是導致我國HPV疫苗接種率低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HPV 疫苗接種面臨的另外一個尷尬處境是疫苗短缺。近些年，HPV疫苗“一苗難求”的情況常常見諸媒體，不少女性甚至為打疫苗遠赴海外，經濟和時間成本大大增加。

謝洋介紹，如需將 HPV 疫苗納入免疫規劃，向 9-15歲的人群進行接種，粗略估算，這將是5300萬人的規模。除此之外，目前我國HPV疫苗自費市場也就是16-45歲適齡的是2.8億人。如果自費市場按照10%-20%的覆蓋率，計算下來需求量在1.7億支-2.6億支規模。

面對這么大規模的需求量，產能就成為了HPV疫苗大規模接種的一大門檻。而我國從2017年到現在三年間，總批簽發量共2900萬支，距離需求還有1.5億-2.3億支的缺口。

好消息是，隨著國產HPV疫苗上市，“一苗難求”的局面或被打破。2020年1月，中國國家藥監局批準首個國產雙價人乳頭瘤病毒疫苗（商品名為馨可寧）的上市注冊申請，這也意味著中國成為全球繼美國和英國后第三個成功研發生產HPV疫苗的國家。國產疫苗入局將有效緩解疫苗“一苗難求”的局面，大大提升HPV疫苗的產能。除此之外，謝洋還介紹，截止到2020年12月，國產二價疫苗中，I期臨床有3個，II期臨床有4個，III期臨床有5個，九價疫苗中，有6個在做III期臨床研究，接下來兩到三年里面還會再有新的國產HPV疫苗上市。

而在如何增加價格合理的疫苗供應方面，在場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高級項目官杜珩博士則介紹了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為一些中低收入國家進行采購的國際經驗 -- 通過大宗采購以及預先市場承諾，先把疫苗采購的錢支付給企業幫助企業開發疫苗建設產能，這樣就能以較低的價格提前預定大量疫苗。雖然具體到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太一樣，不過目前其他中等收入國家還有泛美衛生組織大宗采購的價格大概在10-15美元每劑。

2006年全球第一支HPV疫苗就上市了，而中國卻直到2016年才能接種到HPV疫苗。喬友林回顧這一進展感嘆，與國際上相比，中國疫苗上市晚了10年，“這10年也使得一代人失去了最佳的預防免疫預防接種的機會”。喬友林也呼吁，未來能有更多的疫苗上市，為廣大的婦女提供健康保障。

曙光：鄂爾多斯經驗獲認可，專家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先行

不過雖然我國目前國家層面尚未將HPV疫苗納入免疫規劃，但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先行者。2020年8月1日，鄂爾多斯市將準格爾旗作為試點，正式啟動HPV疫苗免費接種項目，為13-18歲女性免費接種二價HPV疫苗，成為全國首個政府免費接種HPV疫苗的地區。

據劉鄭介紹，鄂爾多斯是宮頸癌、乳腺癌高發地區之一，因此鄂爾多斯在當地開展“兩癌”篩查的基礎上，增加了HPV疫苗接種這一惠民工程。當地政府通過開展接種前培訓、接種意愿調查、設置接種門診、接種知識宣傳、政府帶量采購等等一系列工作，保障了接種試點項目的順利進行。目前，試點的準格爾旗適齡女性 HPV 疫苗接種率已達到84.19%。

而下一步，鄂爾多斯市計劃將HPV疫苗接種實現全覆蓋。劉鄭表示，自2021年起，鄂爾多斯將對13周歲中小學在校女生免費接種宮頸癌疫苗。符合免費接種要求的女性自愿到社區接種，政府承擔疫苗費用，個人只支付疫苗接種費用。

“鄂爾多斯給我們創造了很好的經驗。”喬友林說，他也鼓勵其他有條件的地區可逐步開展。

趙方輝也對鄂爾多斯的做法給予肯定，“鄂爾多斯敢做第一個、敢于吃螃蟹，能夠率先實現宮頸癌防治的綜合策略，邁進了一大步，也給其他地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此外，趙方輝認為，我國人口眾多，地區間經濟、疾病負擔存在巨大差別，因此以一種模式來解決全部問題存在很大挑戰，這種以點帶面的形式或是比較適合我國的推行方式。

在我國第九個“全國交通安全日”到來之際，12月1日，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舉辦了“電動自行車道路安全與傷害預防”線上研討會。

作為該中心主辦的全球健康與創新傳播系列研討會的一部分，本期研討會聚焦電動自行車道路安全問題，通過多位知名專家學者展開了分享交流，探討如何在政策設計和個人行為等方面提升電動自行車出行的安全性。

電動自行車交通傷害逆勢增長 “速度與激情”背后的代價

左沖右突的外賣騎手，風風火火的上班族，接娃心切的家長……越來越多人加入了馬路上令人矚目的電動自行車“大軍”。這種新型交通方式以其快捷、經濟、環保的特點，成為了現代人的出行“新寵”。

目前，我國已成為了電動自行車大國，電動自行車生產量和保有量在近年來持續上升。據工信部統計，2019年我國電動自行車完成產量2707.7萬輛，社會保有量近3億輛，位居世界第一。而同樣呈現增勢的還有電動自行車引發的道路交通事故。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性非傳染病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傷害防控與心理健康室副主任鄧曉介紹，2019年全國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人員中，駕駛電動自行車導致死亡人數達8639人，受傷人數達44677人，傷亡人數接近非機動車傷亡人數的70%。

形象地說，平均每小時就有1名電動自行車騎行者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有5名電動自行車騎行者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傷。

鄧曉在研討會上說，在全國整體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穩步下降的態勢下，電動自行車騎行者的傷亡卻呈逆勢發展趨勢，死傷率不斷攀升，電動自行車已成為我國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問題，是一項難以被忽視的社會負擔。

鄧曉認為，造成電動自行車道路交通傷害的危險因素包括人、車、路三方面多重因素，而人的因素中，超速行駛又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電動自行車交通事故當中，大多數還是由當事人的電動自行車的交通違法行為造成的。”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交通管理學院教授劉建軍在研討會上說，“而超速行駛，首先會降低電動自行車駕駛人以及其他機動車駕駛人的反應時間和操控能力，在緊急情況下靈機處置的時間縮短了，所以事故發生的可能性以及事故的嚴重性都跟超速行駛有直接關系。”

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電動自行車在非機動車道內行駛時，最高時速不得超過15公里/小時；2019年電動自行車新國標要求其設計速度最高不超過25公里/小時。然而實際生活中，大量電動自行車行駛速度往往超過30公里甚至超過40公里，“目前電動自行車超速在我國是普遍現象，不超速反而是個極少見的現象。”劉建軍介紹。

顱腦損傷成主要致死因素 佩戴頭盔能減少63%頭部受傷 

對電動自行車騎行的形象描述是“肉包鐵”。沒有了外殼保護，一旦發生交通事故，騎乘人將直接面對危險。

研究顯示，顱腦損傷是道路交通事故致死的最主要原因，而電動自行車使用者因顱腦損傷致死的比例更高，超過80%。這是因為一旦發生碰撞事故，電動自行車使用者多以頭部先受撞擊。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施立棟副教授在研討會上提到，目前電動車管理中很多問題短時間內或難以解決，比如已成為常態的超速現象。但如果能夠佩戴好頭盔，從自身出發預防傷害，將能顯著降低電動自行車道路交通傷害死傷率。

“一個戴了安全頭盔的駕駛者摔倒之后能爬起來，但另一個沒有戴安全頭盔的已經站不起來了，不戴頭盔受到的傷害顯然更重。”劉建軍在研討會上介紹了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案例。

鄧曉介紹，自行車安全頭盔能夠減少63%的頭部受傷和88%的顱腦損傷，不戴安全頭盔的兩輪機動車駕駛員受傷人數是戴頭盔者的3倍之多。

但劉建軍也表示，戴頭盔不是裝飾，應該系好頭盔帶，然后戴緊，使得頭盔碰撞以后不會輕易脫落，這才是真正的正確佩戴安全頭盔。

公安部自4月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一盔一帶”安全守護行動則將電動自行車騎乘者的頭盔佩戴行為提升到國家層面。江蘇、浙江等地也紛紛出臺法律法規，針對電動自行車頭盔佩戴制定了相關規定，如對違者處以警告或罰款等，取得了良好效果。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政策規劃室主任戴帥在研討會上亮出的數據顯示，“一盔一帶”行動開展以來，短短四個月時間，南京、深圳、上海、杭州、海口騎乘人員安全頭盔佩戴率達到了80%以上，寧波更是達到92%，而此前有些城市佩戴率還不足30%。

“我們預估如果每一個騎行人員都能夠正確佩戴頭盔，一年可以挽救兩千五到三千五人的生命，全國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可以減少5%左右，這個比例是非常可觀的。”戴帥說。

地方立法成效顯著 專家呼吁強制佩戴安全頭盔

正是由于頭盔對降低電動自行車道路交通傷害有重要作用，全國多地已立法對電動自行車佩戴頭盔作出了相關規定。根據北大法寶的搜索數據，截至2020年11月26日，我國共有40部地方立法對電動自行車頭盔佩戴問題作出了規定，涵蓋18個省。

施立棟副教授介紹，地方立法對推動佩戴頭盔、降低道路交通傷害成效明顯。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調研數據顯示，2019浙江寧波市和嘉興市通過現場查處未按規定佩戴安全頭盔的行為，使涉及電動自行車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分別同比下降43%、61%。此外，江蘇省公布的數據顯示，江蘇電動自行車法規實施后，13個地市頭盔佩戴率明顯上升。

施立棟在研討會上介紹：“這方面目前一個好消息是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二審草案，該草案已釋放出一個將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立法權限處罰的設定權進行松綁的動向，這是一個比較好的信號。”

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全球道路安全現狀報告》顯示，半數以上的道路死亡發生在行人，騎自行車和騎摩托車這些弱勢群體之間。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道路安全與傷害預防國家項目官員方丹也在研討會上呼吁，電動自行車在提供一種便捷出行方式的同時，也給人的生命財產帶來了極大的損失，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公共安全問題、公共衛生問題，也是一個刻不容緩的社會問題。“為了降低電動自行車騎乘人員的傷亡，我們推薦各國通過法律來強制佩戴頭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