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4年1月12日 /美通社/ -- 1月12日，在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辦，新金融聯盟聯合主辦的第11期CF40南沙金融沙龍上，課題報告《如何建設數字金融強國》（以下簡稱《報告》）正式發布。

2023年11月，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聯合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組織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考察團受邀參加新加坡金融科技節，并對當地國際組織和機構進行參訪。基于調研，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立項課題《如何建設數字金融強國》。課題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負責，課題組成員還包括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黃卓，以及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員盛中明、楊悅珉。

《報告》強調，建設數字金融強國是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我國在數字金融領域擁有先發優勢，而新加坡數字金融發展的事實對我國繼續保持領先、建設數字金融強國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一是構建平衡創新激勵和風險防范的監管模式，二是推動數字金融行業雙向開放。

《報告》設專章就我國應如何構建常態化數字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探討，并提出四方面具體建議。此外，在提升數字金融國際影響力方面，《報告》建議，可考慮以"一帶一路"為起點，打造全球數字金融服務的中國模板。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提出，可考慮將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或臨港新片區、粵港澳大灣區定為數字金融創新試驗區，對孵化創新業務的"沙盒機制"進行空間擴容。

發布會上，匯付天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周曄，阿里云智能集團副總裁、新金融行業總經理張翅，螞蟻國際中國跨境業務管理部總經理王佐罡，騰訊金融云副總裁王豐輝等就《報告》和相關主題展開交流。

建設數字金融強國是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新加坡經驗看建設數字金融強國的關鍵因素

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做好包括數字金融在內的五篇大文章。《報告》指出，借助于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數字金融可以通過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不斷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增進金融服務的普惠性，增強金融風險管理能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因此，建設數字金融強國應該成為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數字金融迄今已走過近20年發展歷程，形成了一部分相對成功甚至國際領先的數字業務，這為我國繼續建設數字金融強國提供了優勢條件。與此同時，同為亞洲國家的新加坡，在數字金融領域雖然存在著技術、市場規模與業務模式等相對劣勢，但在近年建成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國際數字金融中心。通過對當地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和數字金融企業進行實地調研，《報告》認為，新加坡數字金融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有兩點：一是構建了平衡創新激勵和風險防范的監管模式，為數字金融發展營造了一個開放、靈活、友好的政策環境；二是充分利用了來自中國的技術、人才、資本和已經成熟的商業模式。

上述觀感對于思考我國如何建設數字金融強國具有重要啟示。首先，建設數字金融強國要求數字金融監管在效率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目前，我國已經擁有一個領先國際的數字金融行業，但能否持續領先，取決于企業的創新能力，但歸根到底取決于政策環境。在建設數字金融強國的目標下，需要繼續完善合理的監管政策框架。監管政策要在效率（或創新）與穩定（或風險）之間求得平衡：管得太死，行業就會缺乏活力；管得太松，可能會出現各種風險與亂象。

第二，建設數字金融強國要求支持中國數字金融進一步走出去。數字金融強國必然是開放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但在數字金融領域，開放的重點應該是支持國內數字金融企業走出去。

構建適配于數字金融強國的

常態化數字金融監管框架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將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全面加強機構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性監管等，這也應是數字金融常態化監管的重要原則。但具體該怎么落實，尤其是如何涉及到創新特性突出的數字金融業務，怎樣在效率和穩定之間求得良好的平衡。針對這些具體問題，《報告》設專章進行了探討并提出四方面建議：

一是要依法將所有數字金融活動納入監管，消除監管空白與亂象；明確統一、全面監管的細則，為各類市場主體的數字金融關聯活動提供可預期、穩定的事前規范指引。同時，為了進一步提高監管的有效性，還要明確數字金融的監管主體，提高數字金融監管的協調性。

二是進一步改進、提升中國式"監管沙盒"的實踐，對創新業務的監管增加更多的"回應"成分。在篩選標準方面，可考慮以創新的影響和價值為導向。在準入條件方面，可分階段、分領域逐步放寬沙盒準入規則，提高沙盒監管的靈活性。此外，要營造支持創新孵化的生態建設，以小范圍專項試點展開，同時加強各地的沙盒監管協調。

三是數字金融的治理框架應充分考慮數字技術的特點與效應，有些領域不宜照搬傳統金融監管的做法。以壟斷問題為例，判斷數字金融行業是否存在壟斷最關鍵的因素不是市場份額，而應是"可競爭性"，即新市場主體是否仍然可以進入市場并與既有主體競爭。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的可競爭性其實非常明顯，因此監管政策應該更多地關注競爭的公平性和消費者權益。

四是為數字金融創新與發展創造良好的軟硬件基礎設施與環境，其中，數據的使用與治理尤為關鍵。我國應加快推進全國公共信息共享和征信體系建設。在全國公共信息體系建設方面，鼓勵公共數據在確保個人隱私和公共安全前提下，按照"原始數據不出域、數據可用不可見"的原則向數字金融機構開放。在征信體系建設方面，一方面加快打通信用信息統一共享的部門和行業壁壘，充分發揮大數據等技術的賦能作用和市場化征信機構對官方征信系統的補充作用；另一方面，加強相關法律法規、標準體系、監管能力和人才供給，特別是加強違法采集個人征信信息的立法和執法力度。

推動數字金融行業雙向開放

建設面向全球市場的數字金融強國

《報告》指出，數字金融領域是我國在未來全球競爭中已經占據先發優勢的領域之一，要抓住機遇推動數字金融行業的雙向開放，提升我國數字金融的國際影響力，建設面向全球市場的數字金融強國。具體來看，可從四方面推進：

一是拓寬數字金融創新領域，保持領先優勢。可適當考慮在普惠金融和移動支付之外開展更廣泛領域的數字金融創新。如基于真實資產支持的證券類虛擬資產發行及交易的創新、適合于工業物聯網和產業數字化的虛擬金融工具創新，以及與上述虛擬資產相適應的虛擬資產交易平臺創新等。

二是搭建數字金融監管的跨境協調框架。目前全球跨境數據治理主要存在兩方面的矛盾：一種是鼓勵數據自由流動的立場，另一種是從保障個人隱私和國家安全角度出發的數據本地化措施。實際上，數據流動和數據保護本質上并不矛盾，保護是流動的前提。我國可積極推動關于國際數據流動管轄的立法實踐，以及數據主權維護和數據管理保護的全球保障機制，促進全球數據及傳輸技術共享機制的建立。

三是進一步提高數字金融對外開放水平。這既包括向外資金融機構開放相關業務，也包括向外資企業和外國居民提供數字金融相關服務。針對在華、來華的外籍人士，可考慮進一步提升支付便利化，開發、拓展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場景及相應業務。針對駐華外資企業，應進一步推動外匯業務和跨境投資便利化，優化外商經營環境。

四是以"一帶一路"為起點，打造全球數字金融服務的中國模板。我國在普惠金融等領域的業務突破，為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經驗。可考慮推動我國數字金融企業以布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起點，助力相關國家發展更便捷的支付平臺、更順暢的融資渠道、更高效的投資模式、更普惠的保險服務。進而提升我國在數字金融相關的國際標準、業務規范制定等方面的影響力，增強我國金融領域的國際軟實力。

在上海自貿區或臨港新片區、粵港澳大灣區

設立數字金融創新試驗區

《報告》建議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或臨港新片區）、粵港澳大灣區定為數字金融創新試驗區，對孵化創新業務的"沙盒機制"進行空間擴容。

其中，上海可側重于全方位的技術應用創新和數字金融產品、數字金融工具、數字金融交易模式和數字金融服務平臺創新。上海自貿區FT賬戶（自由貿易賬戶）的應用經驗已經較為成熟，可利用FT帳戶向外輻射，既能對外雙向開放，又能與國內其他地區相對隔離。

粵港澳大灣區則可以側重于跨境監管合作創新。大灣區囊括了不同類型的法律、制度、理念和規則，為我國提供了一個最佳的跨境監管合作實驗環境。利用好粵港澳大灣區在促進數字金融監管跨境協調方面的試驗作用，有利于我國作為金融強國在國際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基于上述設想，《報告》還就我國在數字金融創新試驗區可嘗試的鼓勵性措施提出九條建議。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于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極具影響力的金融專業智庫平臺。

2011年以來，CF40 以平臺為起點，陸續發起成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等機構。2021年以來，CF40 以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為載體，不斷充實專職研究力量，持續開展重點課題研究，形成"平臺+實體"的新型智庫模式。

CF40每年召開閉門研討會、大型峰會、國際交流會等百余場研討會，每年開展課題研究20余項，出版要報、簡報、雙周報、書籍等共計100余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在12月17日召開的全體大會一上，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常務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發表致辭。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常務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中國銀行原行長李禮輝，廣州市南沙開發區管委會總經濟師林少禮，圍繞推動大灣區數字金融產業融合發展和金融數字化轉型、加強創新資本對地方科創支持、打造大灣區財富管理國際競爭力等重要議題發表主題演講。

屠光紹表示，創新投資（PE/VC投資）是地方科創發展非常重要的資源。創新資本集聚與地方科創發展的多項指標都呈現較強的相關性。

屠光紹認為，近日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將科技金融作為“五篇大文章”之首，充分體現其重要性。科技金融既是一篇大的文章，也是一個大的體系，其中一個關鍵環節就是對于科技企業的投早、投小，需對這一關鍵環節加深理解、形成共識并傾注更多力量，為未來體系的不斷健全、壯大打好基礎。

近年來，創新投資市場格局進一步調整，在增長態勢、基金類型、地區分布、投資布局、行業結構等方面呈現新的趨勢；另一方面，創新投資行業也面臨一系列挑戰，例如募資來源有所收窄、投資風險容忍度降低、投后管理壓力加大以及退出渠道有待進一步擴寬。

聚焦地方科創發展，屠光紹總結了地方政府加大創新投資支持力度的方法與路徑，為其下一步發展提出四方面建議：一是鼓勵風投集聚發展；二是開拓多元化募資渠道，包括通過給予風險補助等形式加大對社保、保險、銀行理財等長期資本參與創投基金、S基金的引導力度等；三是通過提供獎勵補貼或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投早、投小、投科技；四是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豐富退出機制。

李禮輝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資產管理中心、發展財富管理市場可遵循以下策略：“以量求勝，后來者往往難以超越；以質求勝，后來者則有可能后發先至，出奇制勝。”大灣區應該以品質求規模，以國際化、數字化、專業化、差異化求競爭力。例如，在引進機構、人才和技術方面，更加關注在個人和家庭的資產配置規劃、家庭和家族的財富傳承規劃、家族和企業的財富再創造規劃等領域的能力和優勢。

在打造大灣區財富管理的國際競爭力方面，他建議：一是機構引進力求“大專”，“大”是大型金融機構為先，“專”是專業化職業化；二是業務經營力求“碩博”，“博”是深耕耘廣覆蓋，“碩”是高價值高回報；三是技術創新力求“高中”，“高”是引領創新占領高地，“中”是接地氣的中國方案；四是風險管控力求“初小”，“初”是有能力把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小”是實現風險概率和風險成本的最小化。

李禮輝還提到，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可能造成在算力、數據治理和安全等方面的沖擊和挑戰，將尚不成熟的人工智能技術投入高風險的金融領域，可能放大現有風險并產生新的風險。

林少禮從戰略定位、金融業發展、金融數字化轉型、政策支持等方面全方位介紹了南沙金融業發展情況。他指出，目前金融已成為南沙的五大支柱產業之一，并形成跨境金融、航運金融、綠色金融、金融科技、融資租賃、商業保理、股權投資、期貨交易等八大特色金融板塊。

結合本次大會主題，林少禮表示，未來南沙將從三方面推動數字金融產業融合發展：一是強化金融服務能力。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融資撬動功能，發揮南沙優勢，引導社會資本來南沙。二是充分發揮平臺作用。用好用實已落地的試點政策，繼續從政策、平臺、載體等方面發力，探索粵港澳在科技金融、數字金融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機制，主動承接港澳科技人才、項目、資本等要素。三是進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創新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進數字金融轉型，積極配合廣州市爭創廣深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

本屆論壇發布了《明珠灣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2)》（下稱《報告》），這也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連續第四年發布智能金融報告。

本期《報告》著重突出了2022年以來中國智能金融發展的新進展、新變化、新趨勢、新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過去一年多以來，以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取得突破式發展和應用，針對這一現狀，《報告》就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金融行業的影響提出新問題和新思考，并設專章從生成式人工智能對金融行業的影響、元宇宙與金融等方面探討了智能金融的未來發展趨勢。

《報告》認為，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出現無疑對金融業具有深遠的影響，可以通過提供快速準確的信息和自動化的任務處理來影響金融行業，以科技的力量推動金融業降本增效，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此外ChatGPT“讓機器理解”的能力進一步推動了金融行業的數智化轉型，大規模預訓練模型拓寬了金融行業AI應用的邊界。在降本增效、提升生產力和和用戶體驗、產品服務創新等方面，以ChatGPT為代表的大模型為金融行業帶來了應用價值。但由于AIGC技術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其大規模應用還面臨可信度、業務、成本投入等多方面的挑戰，還存在著一定的風險，需要謹慎探討。

《報告》還分別就智能金融發展和智能金融監管提出政策建議。

該報告為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課題項目“中國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2）”的研究成果，冠名《明珠灣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2）》，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牽頭。各篇章負責人包括香港理工大學人工智能物聯網研究院副研究員李鳴、中國工商銀行首席技術官呂仲濤、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信息官高峰，以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相關人士等。

當日下午還設有一場CF40南沙金融沙龍，主題聚焦“《南沙方案》背景下的產業金融數字轉型”。興業銀行副行長孫雄鵬，華為金融行業首席架構師周濤就金融與科技、產業融合發展新趨勢，如何提高金融服務科技創新和支持產業發展效能、構建良好生態等問題先后發表主題演講。針對產業金融數字化轉型的實踐、難點與未來路徑問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中國建設銀行數字人民幣推進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汪下煙、中企云鏈董事長劉江進行了專題研討。

此外，在16日召開的專題研討會“大灣區跨境理財和資管中心建設”上，結合對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的學習領會，圍繞如何更好促進大灣區跨境理財業務和資管產品創新發展，促進粵港澳三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推進我國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等問題，東方匯理資管亞洲區副主席鐘小鋒、恒生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行長宋躍升、交通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黃海等發表主題演講。肖鋼等作點評發言。本場會議由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執行院長郭凱主持。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外灘金融峰會的一項重要使命。在全球宏觀環境深刻變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洶涌之下，我國如何實現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能級？

就上述問題，在22日舉行的峰會全體大會"創新開放與互聯互通：推動更高水平發展"上，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行政總裁梁鳳儀，渣打銀行亞洲區行政總裁洪丕正，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上海保險交易所董事長任春生，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行長兼行政總裁王云峰，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總裁兼副董事長張曉蕾先后分享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中國執行董事何建雄主持會議。

加強制度創新
以制度型開放引領金融高水平開放

以制度型開放引領金融領域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強制度創新，是本場嘉賓共同強調的一點。

屠光紹表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就意味著比以前的開放力度要更大、開放層次要更高、開放渠道要更多。高水平對外開放要求以制度型開放為引領，提升開放水平，對標國際開放的最佳實踐。一方面要從過去管道式開放轉向全面開放，另一方面要從傳統要素開放到新要素開放。這要求我們在傳統領域與國際成熟的規則體系對標，同時重視在新領域，例如ESG、數據要素流動等方面，加強國際互動，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在他看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作為我國高水平金融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要全面提升建設能級，強化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也應由此著眼。

劉元春進一步指出，從制度層面看，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突破瓶頸，需要轉變過去"管道式開放+資本項下局部管制"的思路，在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方面有所突破，同時針對一些重要產品加強制度標準改革。"具體的產品、場景怎么設計，市場會給出答案，但關鍵一定是思想的解放和制度的創新。"

劉元春建議：一是可以發揮臨港新片區的先行先試作用，推動跨境投資由"管道式開放"和"跨境資金池"模式向"平臺式開放"轉變，加快構建以人民幣資產全球配置為核心的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二是進一步加大人民幣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例如財政部可嘗試在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上發行國債，再如在股票市場開辟一個國際版等。

此外，針對科技金融監管活性不足、綠色金融國際化水平和區域影響力存在短板等方面，劉元春認為應在監管方面下功夫，同時在綠色金融方面要將發展理念落到實處。張曉蕾補充提到，綠色金融中，絕大部分實際是需要轉型的綠色金融，因此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抓手之一應當是轉型金融，成為全球的綠色可持續及轉型金融的創新中心。她建議上海與國家監管部門共同加快推出轉型金融監管框架 ，搶抓先發優勢，助力國內國際標準融合，鼓勵企業設立可量化的減排目標，支持針對特定行業的轉型金融創新，提供配套激勵機制。

任春生認為，上海國際再保險交易中心的建設同樣需要從制度上解決相互信任度的問題，同時通過良好的法律仲裁環境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吸引力。要在充分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發揮我國制度創新優勢，建設境內外保險市場對接樞紐和再保險對外開放的循環中心。

他表示，上海保交所作為服務型、管理型的平臺運營方，原則是充分尊重市場運行慣例，不直接介入交易、不干擾價格形成，"簡單來說就是自發有序的市場，不會是行政干預"。下一步建設國際再保險中心：一是加速"促活"場內交易。二是便利中央清算和資金跨境。三是基于信息聚合開發增值服務。四是創新組織承保機制。五是代表國內保險業參與國際對話。

提升數據跨境流動能力和水平
上海應發揮更積極的引領作用

我國在進入新的更高水平開放階段之際，同時也面臨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化轉型。在此過程中，如何將數據這一重要的新要素與更高水平開放相結合，提升數據跨境流動能力和水平，既是發展戰略的重大課題，也是經濟金融活動的具體內容。

"數據以及數據的跨境流動對金融非常重要，而且越來越重要。"屠光紹表示，促進數據跨境流動與金融高水平開放互動。一是需要戰略引領，在整體上抓住數字經濟發展對金融體系功能深化的大機遇；二是需要搶抓機遇，搶占國際金融科創新一輪競爭合作大賽道；三是要對標國際最高水平，搭建國際數據跨境制度建設和治理、金融科技合作互動的大平臺。

他就此提出四點建議：第一，要加快對重要金融數據的定義和分類；第二，需要進一步明確和研究新科技采集到的另類金融數據的跨境流動問題；第三，要加大主管部門的協同力度，對數據跨境流動要做好安全評估；第四，要深化重點地區數據跨境流動試點。

"上海當前正在加快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對數據跨境流動有較大需求，同時上海在數字經濟發展、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方面不斷形成新優勢，上海臨港新片區也在數據跨境流動試點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都為上海在擴大和深化數據跨境流動方面提供了重要基礎，從而在數據跨境流動和金融高水平開放相互促進中應該做得更好，發揮更積極的引領作用。"屠光紹表示。

王云峰提到，數據跨境流通已經成為國際金融機構立足上海發展業務時的一大痛點。他提出六點具體建議：（1）頒布明確的金融行業重要數據目錄；（2）為實現穿透性監管、并表監管的目的，而向外資金融機構母行的金融監管部門提供必要的信息，應該是被允許的；（3）設置白名單制度，對低風險場景豁免"一事一評估"的數據出境評估；（4）對外資金融機構集團內跨境外包生產的數據出境場景，除非涉及重要數據，豁免"一事一評估"的數據出境評估；（5）免除內地向香港的數據出境限制；（6）給予國際金融機構希望統一全球化運營系統管理模式的訴求更多考慮。

發揮香港超級聯系人作用
加強互聯互通

香港在助推內地金融市場對外高水平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始終扮演著重要和積極的角色。如何更好發揮香港在我國對外開放中的超級聯系人作用，加強滬港合力，是本場嘉賓關注的另一個重點問題。

梁鳳儀認為，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下，我國應該更加積極擴大互聯互通和跨境合作。"這不單是為了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是為了推動內地金融市場更高水平的對外改革開放。"

梁鳳儀建議，第一，要進一步完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推動兩地資本更便利、更有效率的流動。"現在外資持有3萬億人民幣的債券，他們也希望盤活這些資產。怎么改善這些資產的流動性？我們也跟內地監管機構在研究。"第二，豐富互聯互通機制下的跨境投資產品。第三，積極探索制度創新。例如在大灣區試點的"理財通"有非常好的概念，但是在制度上仍有一些制約，兩地都有自己的牌照條例，跨境銷售和購買方面的規則都需要有一些創新。如何突破阻礙、真正實現進一步開放，是下一步兩地監管機構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史美倫也在本屆外灘峰會上表示："結合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我們認為，香港未來有條件繼續擔當中國高質量發展、特別是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的助推器，在新的條件下積極支持國家的綠色轉型，在新的國際環境下積極服務國家參與區域化、全球化合作的大戰略，發揮好超級聯系人的獨特作用。"

"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是天然互補的。"洪丕正表示，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金融方面也正面臨三大新趨勢：全球資金重新配置，供應鏈重整將使區域性貿易和資金流往來大幅增加，人民幣作為交易結算和投資貨幣的需求將在多元化需求下逐步提高。基于這些前提，我國穩步推進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首先就需要更大程度發揮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的作用，提高人民幣國際使用量。

他認為，作為新的替代貨幣，人民幣必須跟全球最大的貿易流量掛鉤，而當前人民幣在國際的使用量還不夠普遍。提升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可兌換性，可對沖性，增加離岸人民幣產品等，都非常重要。類似滬港通、債券通、互換通等，可以開得更深、更闊，這樣一方面確保人民幣流通量，另一方面持續建設強大的人民幣生態系統，促進人民幣的更廣泛使用。

史美倫也提到，圍繞不同的國際協議，中國可以依托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優勢，促進在岸市場與香港離岸市場的良性互動，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在境外信貸發展、基礎設施投融資、金融產品投資，以及大宗商品定價、電子商務計價結算等領域的使用。通過不同層次、不同形式的合作，強化人民幣在相關國家和區域金融體系的廣泛應用。順應這一戰略趨勢，香港交易所當前也在大力培育離岸人民幣產品生態圈，為人民幣走出去提供新的動力。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開幕式上就中美關系、AI治理等分享觀點，歐洲委員會常務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在演講中闡述了歐盟無意與中國脫鉤的立場。外灘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法蘭西倫理政治科學院院長、歐洲央行原行長特里謝，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寧吉喆為峰會發表致辭。

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邁向新征程的中國與世界：復蘇與挑戰"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CIEE）聯合主辦，會期三天。此前一天，9月22日，已有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魯賓，印度央行原行長拉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杰森·弗曼，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行政總裁梁鳳儀等就多邊合作、全球貨幣政策、更高水平開放與互聯互通、科創金融等議題發表觀點。

此外，圍繞市場關注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議題，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與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也展開深入討論。

基辛格：中美關系確實變得更加復雜，但前景依然光明

圍繞中美關系，基辛格指出，過去50年里中美關系的主基調始終是合作。當前，中美關系確實變得更復雜，但前景依然光明。他強調，脫鉤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利的，重中之重是中美之間應加強相互溝通和了解。

基辛格認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必須得到有效管控，而這可以成為中美對話與合作的領域。同時，其他國家也應參與進來，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體系規則。

"復雜"與"合作"，這也是魯賓對中美關系的判斷和期許。他強調，中美究竟是塑造建設性關系還是對抗性關系，將深刻影響國際秩序的發展前景。兩國只有努力在關鍵議題上尋求合作，才能實現雙方利益，同時也將惠及世界各國。

就中歐關系，東布羅夫斯基斯在開幕式演講中強調，歐盟無意與中國脫鉤。他同時指出了合作的重要性，"一系列沖擊正在促使各國將政策重點從效率轉向韌性，我們不應低估這些挑戰和地緣政治變化的嚴重性。歐盟和中國可以作為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應對這些問題。"

東布羅夫斯基斯表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和貿易大國，中國在幾乎所有全球價值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過去幾十年，全球經濟的增長一直受到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支撐。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往來，對歐盟來說意義重大。

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已深度交織，央行"做的更少反而更好"

本屆峰會召開之際正值"超級央行周"，全球都在關注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決議與前景。當地時間9月20日，美聯儲做出暫不加息的決定，其點陣圖則顯示年內將再加息一次并將維持更久。

杰森·弗曼在外灘圓桌"全球貨幣政策回顧與展望"上預計，美聯儲未來可能還有1-2次加息，可能最多調整75個基點，主要取決于通脹變化。

拉詹曾預言2008年金融危機，而這一次，他再度出言警示稱，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現已深度交織，對央行來說，也許更少的行動反而才是更好的。

他認為，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央行為了刺激經濟達到通脹目標，使用了量化寬松政策。美聯儲甚至改變政策框架，不再先發制人抑制通脹，而是只有當認為通脹會持續時，才會真正做出反應。這種做法使得美聯儲面對通脹反應滯后，而不得不在后期快速加息。與此同時，量化寬松政策使得銀行系統在低利率時期積累風險，形成資產負債錯配。當美聯儲政策開始正常化時，一些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和償付能力風險暴露出來。而為了防止出現銀行大規模倒閉，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預措施。這一切都表明，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已經緊密交織在了一起。

"我們能從中汲取哪些教訓？"拉詹最后的總結是，對央行來說，也許更少的行動反而才是更好的。

中國目前沒有"資產負債表衰退"，但需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

辜朝明與余永定在峰會上關于"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討論廣受關注。對于當前討論較多的中國是否已經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這一問題，辜朝明在峰會現場給出的答案是，要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必須拿到資金流數據，弄清楚誰在儲蓄，誰在借貸，而他目前并不掌握這方面的數據。但如果大家一方面不愿意借錢，另一方面還在不斷存錢，就會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

余永定則明確表示，"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說中國正在經歷‘資產負債表衰退'。"但他也指出，中國需要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在他看來，中國政府應該放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標準，采取更加現實的措施，也許應該更加重視通脹目標，例如，如果通脹率低于3%，就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余永定提出，通過積極采取行動，我國就可以避免"資產負債表衰退"。具體而言，一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要妥善處理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問題，三要更好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

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就需要搶占"數據"賽道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外灘金融峰會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推動更高水平開放與發展這一議題，本屆峰會也專設一場全體大會，涵蓋兩場外灘圓桌——"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意義、目標與挑戰"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能級提升"。

屠光紹認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在數據跨境流動方面更好地推動金融的國際化，在這方面上海應該起到引領作用。他建議上海搶占國際新一輪競爭合作在數據方面的大賽道，另外要搭建國際數據跨境制度建設和治理大平臺。具體而言，第一，加快對重要金融數據的定義和類別；第二，進一步明確另類金融數據的跨境流動規則；第三，加大主管部門的協同力度；第四，對數據跨境流動做好安全評估，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數據跨境流動的需要。

就數據出境，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行長兼行政總裁王云峰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建議，包括：

第一，頒布明確的金融行業重要數據目錄；第二，為實現穿透性監管、并表監管的目的，而向外資金融機構母行的金融監管部門提供必要的信息，應該是被允許的；第三，設置白名單制度，對低風險場景豁免"一事一評估"的數據出境評估；第四，對外資金融機構集團內跨境外包生產的數據出境場景，除非涉及重要數據，豁免"一事一評估"的數據出境評估；第五，免除內地向香港的數據出境限制等。

推動更高水平開放，進一步擴大互聯互通

上海和香港均既是國際金融中心，又同樣在打造離岸人民幣中心。滬港兩個中心在功能和定位上應有何區分？內地與香港如何進一步加強互聯互通？本屆峰會上，來自香港的三位嘉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余偉文表示，香港正在流動性、產品和基礎設施三個方面努力，以保持其作為主要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產品方面，香港將繼續升級和擴大內地和香港的的互聯互通計劃，正不斷擴大人民幣產品和工具的范圍，以更好地進行跨境投資、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在基礎設施方面，將推出所謂的"最簡可行產品"，旨在為mBridge的逐步商業化鋪平道路。

史美倫認為，香港作為有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利用國際化金融市場體系以及獨特樞紐地位，幫助國家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實現高質量的對外發展，大力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能力，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以及綠色轉型。

就進一步擴大香港與內地市場互聯互通，梁鳳儀提出三方面建議：

第一，進一步完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推動兩地資本更便利、更有效率的流動。"現在外資持有3萬億人民幣的債券，他們也希望盤活這些資產，怎么改善這些資產的流動性？我們也跟內地監管機構在研究。"

第二，豐富互聯互通機制下的跨境投資產品，讓國際投資者和內地投資者在北向通和南向通下有更多投資選擇。

第三，積極探索制度創新。例如在大灣區試點的"理財通"，這一概念非常好，意味著客戶和產品都可以通，但是在制度上有制約，例如兩地都有自己的牌照條例，跨境銷售和購買方面也需要做一些創新。如何突破阻礙、真正實現進一步開放，是下一步兩地監管機構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發布報告。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圍繞報告進行了主題交流。

2021年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每年立項綠色金融領域重點課題，成果在外灘金融峰會發布。本期報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負責。

報告重點圍繞轉型金融標準、碳核算和信息披露、相關激勵政策、支持轉型的金融產品和工具、公正轉型等轉型金融的五大支柱展開分析，并聚焦金融支持綠色低碳技術研發應用，金融支持部分高碳行業低碳轉型案例，居民綠色環保生活方式轉型、可持續金融能力建設等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專題研究。

轉型金融對碳核算和環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

碳核算和環境信息披露，是識別、評估和管理氣候和環境機遇與風險的重要工具。相比綠色金融，轉型金融支持項目和經濟活動更為復雜，量化目標更多，因此轉型金融對碳核算和環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報告提出，目前我國碳核算和信息披露還面臨部分困難，如基礎數據獲取難、核算標準模糊、激勵機制不足、披露指南不夠細化，核算方法不統一等。

就碳核算而言，報告建議，下一步，要堅持“循序漸進、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的原則，遵循“試驗區先行并帶動其他地區，由自愿逐步走向強制”的路徑，著力從數據、標準、能力和激勵等四方面入手，推動金融機構碳核算持續高質量開展。

對于強化金融機構氣候環境信息披露，報告建議，一是加強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制定金融機構碳核算標準和壓力測試指引；二是建立數據共享機制，夯實環境信息披露的數據基礎；三是加強宣傳培訓，提升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專業能力；四是完善考核評價體系，健全環境信息披露的激勵約束機制。

價格型和非價格型工具的劃分并非絕對

報告分析提出，金融支持綠色低碳轉型，必須通過各類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來實現。政策工具可分為價格型和非價格型兩大類。價格型工具包括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碳稅、節能降碳相關補貼和稅費工具；非價格型工具包括國家整體減碳目標、各產業節能降碳目標和監管政策、綠色低碳發展相關財稅和貨幣金融政策、信息披露和評估認證、相關行業自愿減排計劃等。

報告指出，價格型和非價格型工具的劃分并非絕對，部分非價格型工具也會對價格產生影響。例如，一些貨幣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抵免等）可以降低新能源價格、提高化石能源價格，可以折算成具體某個年度的等效價格激勵量，實際上起到了價格型工具的激勵約束作用。碳排放強度的相對減少產生的碳抵消與全吸收型碳信用，對于實現當年的碳排放目標是等效的，不應被視為“洗綠”或“假轉型”。

優化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

氣候變化及其相關政策調整，將導致家庭、企業、金融機構和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面臨較大沖擊，對物價、產出等宏觀經濟指標也有直接影響，給央行貨幣政策、金融穩定政策帶來挑戰。

報告對氣候變化如何從多渠道影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展開分析，一是氣候變化會對宏觀經濟形成較大影響；二是氣候變化會影響金融機構和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三是氣候變化的復雜性增加了貨幣政策決策困難；四是氣候變化會對金融穩定造成較大沖擊。

2016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相關金融管理部門不斷完善綠色金融頂層設計，創新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貨幣金融政策支持綠色低碳創新的實踐。報告對我國碳減排支持工具的效果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該工具對我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業務開展發揮了顯著的“信號”引導作用。

報告表示，圍繞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貨幣政策工具和金融監管政策，既有共識，也存在一些爭議。在相關理論基礎、傳導機制、執行效果、國際協調等方面還需要深入研究，包括碳價變化對自然利率、貨幣政策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空間和力度等重大問題。

報告建議，完善相關理論基礎，優化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工具框架，充分發展包括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內的多種市場和工具，與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共同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加快制定公正轉型政策框架

在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下，全面考慮各方利益、提高社會公正性的“公正轉型”問題日益受到重視。

討論公正轉型，應注重宏觀、國際層面的公正性。例如，通過國際碳市場的有序可控聯通，發達經濟體更多地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碳信用，更多資金可流向發展中國家；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實施后，歐盟對進口商品征收的碳調節稅不應用于一般公共預算，而應向出口國或更廣泛地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信用，支持其碳減排。

報告提出，我國部分區域和行業受低碳轉型沖擊較大，近年來，我國以重點行業綠色轉型為切入點，在將公正轉型融入政策制定、財政引導、社會支持等方面采取了積極舉措。一是將公正轉型理念融入國家重大戰略決策；二是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支持引導作用，撬動社會資本進入重點轉型行業；三是創新運用產能置換指標交易制度等市場化方式支持煤炭等重點行業公正轉型；四是為重點轉型行業群體提供就業幫扶和社會保障；五是推動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進一步推動轉型金融發展的九方面建議

報告提出，實現雙碳目標，要落實實現凈零排放的動態年度目標，平衡好與經濟合理增長的關系：一是整體雙碳目標應落實為階段性動態目標，有清晰的時間表、路線圖；二是早期目標不宜過于激進，需保持GDP合理增長，以便為凈零排放投資籌集必要的儲蓄，并增加就業。

結合理論探討與國際國內最新實踐，報告就發展轉型金融提出九方面政策建議：一是推動轉型金融標準盡快出臺；二是有序推動金融機構開展碳核算；三是強化金融機構氣候環境信息披露；四是豐富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價格型和非價格型政策和工具；五是科學制定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貨幣政策及金融監管政策；六是探索支持公正轉型的投融資機制；七是加強綠色低碳技術的金融支持力度；八是推動居民綠色環保生活方式轉型；九是不斷提升綠色金融能力建設。

外灘金融峰會

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CIEE）聯合主辦，主題為“邁向新征程的中國與世界：復蘇與挑戰”。

峰會持續聚焦綠色發展、國際金融、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堅持“國際化”、“專業化”定位，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作為建設性力量參與國際治理，為國際社會消弭分歧、增進互信、凝聚共識，貢獻價值與力量。

外灘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常務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擔任，聯席執行主席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畢井泉擔任。法蘭西倫理政治科學院院長、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任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立于2008年4月12日，是中國極具影響力的金融專業智庫平臺。

2011年以來，CF40 以平臺為起點，陸續發起成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方新金融研究院等機構。2021年以來，CF40 以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為載體，不斷充實專職研究力量，持續開展重點課題研究，形成“平臺+實體”的新型智庫模式。

CF40每年召開閉門研討會、大型峰會、國際交流會等百余場研討會，每年開展課題研究20余項，出版要報、周報、月報、書籍、《新金融評論》100余冊，受到決策層領導重視和經濟金融界人士高度評價。

CF40外灘綠色金融報告項目

2021年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每年立項綠色金融領域重點課題，成果在外灘金融峰會發布。首期報告由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負責，第二期外灘綠色金融報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負責。

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簡稱"外灘峰會"）持續聚焦綠色發展、國際金融、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堅持"國際化"、"專業化"定位，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作為建設性力量參與國際治理，為國際社會消弭分歧、增進互信、凝聚共識，貢獻價值與力量。

外灘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常務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擔任，聯席執行主席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畢井泉擔任。法蘭西倫理政治科學院院長、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任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

基辛格+歐盟副主席+多位全球央行前掌門……

近700位全球財經領袖云集外灘

時隔三年，本屆外灘峰會重回以線下為主的形式，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也將召開自成立以來的首次線下會議。

今年，包括傳奇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歐盟委員會第一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歐洲央行原行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德國央行原行長魏伯昂（Axel A.WEBER），印度央行原行長拉詹（Raghuram RAJAN），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英國科學院院士、《人口大逆轉》作者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等在內的近700位全球財經政要、機構高管與學界領袖，將在本屆峰會上展開思想碰撞、分享真知灼見。

"7+9+6+10"場研討與對話

探尋全球復蘇與增長路徑

本屆外灘峰會共設立7場外灘全體大會、9場外灘閉門研討會、6場高端國際對話和10場外灘圓桌。在綠色發展、國際金融、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之下，峰會覆蓋全球宏觀政策、國際供應鏈演變、能源安全與轉型、應對氣候變化、活躍資本市場、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分工與合作、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應用與監管、人口老齡化等多個經濟金融熱點問題，以期探尋全球復蘇與增長路徑。

比如，通過對氣候治理、能源轉型和ESG投資等問題的探討，我們希望尋找到實現"雙碳"目標的務實路徑；通過對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激發資本市場活力等議題的探討，我們希望尋找到切實提升我國金融配置效率和供給質量的可為空間；通過對養老金體系、居民財富管理等問題的探討，我們希望為人口老齡化、收入分配等問題尋找到合適的應對方案；通過對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應用、科創金融等問題的探討，我們希望尋找到突破生產率增長瓶頸的重要抓手。

峰會還將發布2023外灘綠色金融報告《中國轉型金融發展研究》，以專業成果助力我國碳密集型行業綠色轉型，防范化解氣候相關金融風險，實現公正轉型。這也是峰會連續第三年發布外灘綠色金融報告。

此外，第八屆"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頒獎儀式也將在峰會期間舉行。獲獎名單現可登陸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官網查看。

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科創中心聯動發展

助力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外灘金融峰會的一項重要使命。峰會四大主題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打造上海"兩中心、兩樞紐"，以及上海市黃浦區持續做強"資產管理"和"金融科技"兩大增長極的目標相呼應。

如今，在峰會邁入第五個年頭之際，這一使命有了更為深刻的內涵。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著力點，科技創新則是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與源泉。一方面，支持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發展，金融大有可為；另一方面，金融科技本身既是強化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核心領域之一，也是科技創新策源的重要領域。這也是上海大力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科創中心聯動發展的應有之義。

本次峰會就相關議題專設兩場外灘全體大會，分別聚焦"賦能實體經濟與共建科創金融"以及"金融支持科創發展與技術驅動下的金融創新"。此外，還設一場以"窺見未來：新技術打開新世界"為主題的閉門會，以及若干場國際對話和外灘圓桌。屆時，將有實體經濟企業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圖靈獎得主、諾獎獲得者等業界領袖就相關話題展開交流。

值得關注的是，基辛格也將在本次峰會開幕式上談及人工智能技術與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這也是這位期頤之年的思想家首次在中國國內就人工智能問題公開分享見解。

就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推動更高水平開放與發展這一議題，本屆峰會也專設一場全體大會，涵蓋兩場外灘圓桌——"更高水平金融開放：國際協作與制度建設"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能級提升"。上海與香港兩地以及相關領域嘉賓，將共同探討推進深層次改革與制度型開放、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分工與合作、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能級等議題。

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創始成員包括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清華經管學院、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中國銀聯、交通銀行、太平洋保險、外灘投資集團、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戰略合作單位包括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海通證券和興業證券。

本屆峰會將進行全球網絡直播。《財經》雜志為峰會首席合作媒體，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為峰會戰略合作媒體，新華財經提供特別支持。

關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公眾號（微信搜索"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和外灘金融峰會官方網站，第一時間獲取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更多亮點和完整議程。

西安2023年6月10日 /美通社/ -- 6月9日-10日，第三屆金融四十人曲江論壇在西安召開，主題為"西部發展新征程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CF40 常務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和西安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姚立軍為本屆論壇致辭。

圍繞金融助力西部地區形成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新格局，屠光紹提出了通過間接融資、直接融資雙支撐來服務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需求，通過自貿區金融開放和"一帶一路"金融開放的雙引領來服務地區擴大對外開放需求，通過區域金融中心和金融科技的雙賦能來配合區域深入協調發展需要等一系列建議。

在主題演講環節，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強調，作為經濟的血脈，金融應在推進形成西部地區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第一，發展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要引導更多金融資源向鄉村振興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第二，增加綠色金融供給，服務"雙碳"目標。通過價格信號和金融市場機制引導全社會資源配置和減排路徑選擇，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綠色轉型發展。第三，堅持創新驅動，支持數字化轉型。第四，深化金融高水平開放，促進協調發展。要積極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提高對外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提升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共建"一帶一路"的能力。

CF40學術顧問、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指出，"一帶一路"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中國企業與沿線國家之間優勢互補、深化合作，共同推動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還在于深刻變革了以海洋經濟為主的世界經貿格局，形成海洋經濟與陸地經濟齊頭并進、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一帶一路'推動內陸地區形成陸港城市，將內陸城市頂到了對外開放的第一線。"黃奇帆認為，未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繼續帶動海港城市進一步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則將推動形成陸港城市，開創海洋經濟與陸地經濟相聯動，沿海城市群與內陸城市群相輝映的新局面。

CF40學術顧問、十四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艷林建議，可以將"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作為推進新階段西部發展的重點方向之一。一是要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夯實西部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二是要立足獨特的能源資源稟賦，開展資源精深加工，培育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產業集群。在有條件的地區，可以考慮規劃布局建設一批現代煤化工重大工程項目，打造國家級現代化綜合能源產業化示范基地。三是要抓住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打造具有西部特色的數字產業集群。

數字技術是全球化向前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國務院原副秘書長江小涓建議，"一帶一路"的各種合作今后可以更多納入到全球化治理體系中，可以更多采用數字化合作這種新資產的模式，目的是使"一帶一路"的合作更有規則、更加綠色、更可持續，實現高質量的發展。

江小涓通過一系列案例介紹了數字"一帶一路"的優勢，如數字化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去除交易中間環節，數字化投資能夠以復制模式快速推進，遠程數字服務能夠幫助企業降本增效保安全等。此外，在促進各國數字化合作共享能力持續提升方面，江小涓認為，應將數字援助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

CF40學術顧問、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陳文輝指出，新形勢下我國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存在五大機遇。第一，在產業鏈重塑中尋找機會，引導我國東南沿海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第二，在"雙碳"目標推進中尋找機會，一是充分利用西部地區的能源比較優勢，二是借助中歐班列推動綠色運輸，三是降碳需求帶來相關產業發展機遇。第三，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尋找機會。第四，在數字化、智能化發展中尋找機會。一方面，我國產業數字化改造剛剛起步，西部與東部沒有明顯差距，幾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另一方面，AI技術在工業領域的應用推廣將顛覆很多原有的生產方式，西部產業發展抓住這一機遇有望實現彎道超車。第五，在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過程中尋找機會。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進程中，資本向西部流動更加便利，同時西部的產品也能夠以更低成本流通全國。

本屆論壇還發布了2023年《曲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主題為"我國資本項目開放進程中的跨境資本流動事實、風險與對策"。該報告為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課題研究成果，由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和CF40青年論壇會員、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肖立晟共同負責，課題組成員包括徐子桐、羅朝陽、許樂、常殊昱。張斌代表課題組發布《報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余永定和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助理張曉慧圍繞《報告》進行主題交流。

《報告》分別從流量和存量視角對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情況進行考察。《報告》發現，2005年以來我國短期資本總體呈現凈流出態勢。其中，"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資本流動主導了短期資本流動的基本格局。相比發達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波動更劇烈，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資本流入和流出更不平衡。

《報告》認為，這種獨具特色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形態，背后是我國獨特的制度環境、參與主體及其行為動機。在管道式的資本項目開放環境下，外資外貿企業仍是我國外匯市場的主要參與主體。相較于純粹的金融投資，企業對國內外利差和全球風險偏好的關注程度較弱，受人民幣匯率預期變化和國內經濟景氣程度的影響較大，而在漸進式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下，人民幣在過去較長時期保持了單邊變化預期，使得我國短期資本流動波動較大。這些特點也表明，國內經濟基本面對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遠大于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由此帶來的一個政策啟示是，我國沒有必要像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那樣通過保持利差減少資本流動壓力，以國內經濟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和浮動匯率制度的組合可以更好地兼顧穩定國內經濟和穩定跨境資本流動。

此外，《報告》還對中國跨境直接投資的真實存量和各國離岸證券資產進行了重估。《報告》指出，離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對國際金融監管和研究都帶來了特殊的挑戰。如果按照"最終來源"視角對我國外商來華直接投資（I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通過離岸金融中心中轉的部分以及返程投資的規模進行測算，可以發現我國的IFDI存量因為忽略返程投資的影響而被高估、OFDI存量被低估。建議進一步規范涉外企業返程投資的申報和監管，合理引導返程投資企業的跨境資金運作；加強對新型資本外流手段的監管，進一步規范國內企業的股權轉讓，尤其是對境外殼公司、機構投資者的股權轉讓流程，以及通過VIE架構的利潤轉移。

當天下午，本屆論壇還舉行了兩場高峰論壇，主題分別聚焦"‘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下的西部開放水平提高"以及"區域平衡下的西部投融資新發展"。

圍繞"‘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下的西部開放水平提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絲路基金副總經理司欣波和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先后發表主題演講，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郭凱主持本環節。

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中金公司原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清華大學管理實踐訪問教授朱云來，湖南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教授、清華大學股權研究院首席專家劉健鈞，恒生銀行（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宋躍升和中國郵儲銀行資產負債部總經理劉麗娜圍繞"區域平衡下的西部投融資新發展"發表主題演講，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主持本環節。

本屆論壇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西安市人民政府主辦，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陜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支持，西安曲江新區管理委員會、西安市金融工作局協辦，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陜西絲路金融研究院承辦。

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發布《報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余永定，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助理張曉慧圍繞《報告》進行主題交流。

該報告為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課題研究成果，由張斌和CF40青年論壇會員、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肖立晟共同負責，課題組成員包括徐子桐、羅朝陽、許樂、常殊昱。

《報告》一方面從國際收支的流量層面對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情況進行考察；另一方面從國際投資頭寸的存量層面，對中國跨境直接投資的真實存量和各國離岸證券資產進行重估，試圖通過估算未被正確納入統計的海外證券資產負債存量，還原相對完整、真實的全球證券資產負債關系圖譜。

我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獨具特色

《報告》追蹤2005年以來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情況發現，我國短期資本總體呈現凈流出態勢。其中，"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資本流動主導了短期資本流動的基本格局，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資本流出規模較大，是短期資本凈流出的主導力量。"證券投資"項目下資本流動規模則相對較低且流入和流出相對平衡。

國際比較視角下，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狀態與發達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報告》對比中國與25個發達經濟體、24個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短期資本流動情況發現：（1）2005年以來，中國短期資本凈流出，而同期發達經濟體、其他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短期資本都是凈流入；（2）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波動更劇烈；（3）中國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資本流入和流出更不平衡；（4）中國和其他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短期資本流動更多由其他投資項目驅動，發達經濟體更多由證券投資項目驅動。

需要說明的是，《報告》討論的跨境資本流動為非儲備性質的資本流動，沒有考慮官方儲備資產變動帶來的資本流動，對應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 (第六版)，這部分跨境資本流動主要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三個部分。考慮到直接投資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實體經濟以及特定投資項目的長期考慮，較少受到短期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報告》將短期資本流動定義為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之和，不包括直接投資。其中，證券投資包括了股權和債券投資；其他投資主要是指除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金融衍生工具和儲備資產外，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其他金融交易，包括其他股權、貨幣和存款、貸款、保險和養老金、貿易信貸和其他等六個細分項目。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其他投資當中資本流動規模較大的是貨幣和存款、貸款，以及貿易信貸項目，這三個細分項目中的參與者眾多，其中主要是企業部門。

張斌表示，中國獨具特色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形態，背后是我國獨特的制度環境、參與主體及其行為動機。"漸進式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下，人民幣保持較長時期的單邊變化預期；管道式的資本項目開放環境下，外貿外資企業而非金融投資者對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更突出。這些特征使得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我國短期資本流動波動較大，且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資本流動主導了多數時間內的短期資本流動。"張斌說。

在我國管道式的短期資本項目開放條件下，居民和金融部門在各種額度管理和資本流動類型管理下，直接參與的短期資本流動規模相對有限；企業部門有更多渠道參與短期資本流動。大量外貿外資企業是外匯市場最頻繁和最重要的參與者，他們通過存款、普通貸款、貿易融資等其他投資項目下的資本流動成為我國短期資本流動背后最主要的驅動力量。外貿外資企業在行為動機上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高度關注人民幣匯率預期變化；二是相較于純粹的金融投資，企業對國內外利差和全球風險偏好的關注程度較弱；三是企業短期資本流動會受到國內經濟景氣程度的影響。經濟景氣程度高，國內資金需求相對旺盛，企業傾向于持有本幣，表現為增加境外負債，減少境外資產，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反之，則短期資本流出增加。

"以我為主"的貨幣政策和浮動匯率制度組合，可兼顧國內經濟和跨境資本流動穩定

上述解釋在實證研究中也可得到驗證。《報告》建立了包含人民幣匯率變化預期、國內經濟基本面因素、全球風險偏好、利差等因素的時變參數模型，分別討論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內對不同類型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變化預期和國內經濟景氣程度是影響我國短期資本流動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中美利差和反映全球風險偏好的VIX指數對我國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整體較小，特別是在較低頻率的季度數據上表現更加明顯。

張斌表示，對應到經典的跨境資本流動驅動因素的"推動"與"拉動"分析框架中，可以描述為我國短期資本流動中"拉"的力量遠大于"推"的力量，即國內經濟基本面對于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遠大于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

這一發現至少帶來兩點政策啟示：

一是通過彈性的匯率價格波動及時消除人民幣匯率變化單邊預期，有助于穩定短期資本流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應盡可能不再引入逆周期因子，不干預外匯市場，未來在合適時機可以考慮放棄參考籃子貨幣。

二是我國沒有必要像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那樣通過保持利差減少資本流動壓力，以國內經濟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和浮動匯率制度的組合可以更好地兼顧穩定國內經濟和穩定跨境資本流動。這意味著，在同時面臨經濟景氣度下行和匯率貶值壓力時，貨幣政策仍然可以選擇降息。因為在彈性匯率制度保障下，降息雖然會從利差層面帶來一定的資本流出壓力，但這方面的壓力較小；相比之下，降息通過改善國內經濟景氣度，可以對短期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起到明顯支撐作用。

穿透離岸金融中心"迷霧"

《報告》對中國跨境直接投資的真實存量進行了測算和分析。證券投資是跨境投資存量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約占全球金融資產的一半。報告對各國國際投資頭寸中的證券投資部分進行了重估，試圖通過估算未被正確納入統計的證券資產，穿透"迷霧"，還原相對完整、真實的全球證券資產負債關系圖譜。

《報告》指出，近年來，我國跨境直接投資規模迅速增長，結構上呈現兩個特點。一是我國的外商來華直接投資（I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頭寸有超過70%來自或流向中國香港、開曼群島和維爾京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二是來自離岸金融中心的直接投資資金最終來源地除了歐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外，還有一部分是來自中國境內的"返程投資"。

隨著離岸金融中心在海外投資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傳統基于"居住地"的統計視角無法準確反映投資的真實流向。《報告》比較了國內外不同直接投資頭寸數據集的差異，并以IMF的協調直接投資調查（CDIS）宏觀數據集為基礎，引入Orbis微觀企業數據庫作為重要補充，按照"最終來源"視角識別出我國IFDI和OFDI通過離岸金融中心中轉的部分以及返程投資的規模，發現我國的IFDI存量因為忽略返程投資的影響而被高估、OFDI存量被低估。具體而言：

調整后的IFDI，來自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新加坡、荷蘭等離岸金融中心的最終投資明顯下降，調減部分中大多為本身就來源于中國內地的返程投資；具有實體經濟基礎的國家或地區對華投資頭寸相應調增，中國內地前五大IFDI來源地依次是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德國和韓國。

調整后的OFDI，整體上也存在流向離岸金融中心的規模調減、流向實體經濟國家或地區的規模調增的特征。其中，投向離岸金融中心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低稅地區荷蘭的調整后規模均有大幅下降，投向開曼群島的OFDI頭寸也在調整后大幅下降，而投向英屬維爾京群島的OFDI頭寸卻不降反升。

"這意味著出于避稅目的轉移的資本大多集中在英屬維爾京群島，以自然人股東設立的離岸公司或離岸信托形式留存。"張斌表示。

《報告》還使用最大熵方法，將修正后的證券資產、負債填充到CPIS基礎矩陣中，得到了包含離岸證券資產的"完整"雙邊頭寸矩陣。研究結果顯示，2020年末全球約有17萬億美元的證券資產沒有納入國際投資頭寸統計，約有21萬億美元的證券資產是通過離岸金融中心持有。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以及俄羅斯等石油財富國家有極高比例的離岸證券投資，英、法、德、意等歐洲發達國家也都有較大比例的離岸資產，且同質性較高。中國內地離岸財富比例相對不算高，但代持型財富比例較高。

《報告》指出，離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對國際金融監管和研究都帶來了特殊的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離岸證券資產的統計低估了各國的離岸資產。各個離岸金融中心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隱匿了真實的資產歸屬關系，大量資產并未記入其真正所有者的國家。正確統計和測算我國海外資產負債的真實存量有助于厘清我國資本外流等問題，也有助于重新理解我國的經常賬戶失衡和跨期優化問題。

上述測算和分析帶來的主要政策啟示包括：（1）大規模的返程投資容易成為企業進行短期資本跨境套利的外衣，需進一步規范涉外企業返程投資的申報和監管，合理引導返程投資企業的跨境資金運作。（2）加強對新型資本外流手段的監管。監管手段應與時俱進，進一步規范國內企業的股權轉讓，尤其是對境外殼公司、機構投資者的股權轉讓流程，以及通過VIE架構的利潤轉移。

該報告為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課題研究成果，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助理沈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謝絢麗，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共同負責。課題組成員還包括王詩卉、胡詩云、崔榮鈺、呂子苑。

《報告》認為，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雙向循環，三套法律，四大中心，五位一體"的獨特區位特征，大力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對我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數字金融是傳統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數字技術實現支付、融資、投資、保險等新型金融業務模式。通過結合場景、大數據和金融創新，數字金融有助于補足傳統金融服務短板，降低金融服務門檻和服務成本。大灣區背靠14億人口大市場，要發揮本地的技術、資源和制度優勢，抓住數字金融的發展機遇。

結合調研結果與多方數據，《報告》綜合評估認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業發展具有政府和市場結合比較好、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合理、線上和線下服務融合好等特征，具備技術、資源和制度的優勢。在數字金融方面，大灣區也有非常突出的金融科技發展實踐，可以總結為 "三升三降"：擴大服務規模、提高業務效率、改善用戶體驗、降低運營成本、控制業務風險、減少人工接觸。展望未來，數字金融在助力大灣區進一步融合發展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

與此同時，數字金融在大灣區的發展也仍然面臨一些挑戰，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何創新、二是如何融合。具體而言：

第一，大灣區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發展對接不足，金融發展和創新企業存在錯配。大灣區制造業生產模式仍較為傳統，"大而不強"的問題較為突出，轉型升級亟待金融支持。

第二，區域內部不平衡和差異性在金融領域表現突出。這主要體現為金融數字化渠道滲透率差異大（珠三角城市群目前領先于港澳地區），金融監管制度和實踐不易對接，金融市場成熟度差異大。

第三，金融服務"互聯互通"不夠。不同金融體系擁有不同的制度、法律、政策等安排，粵港澳三地仍面臨如何接軌的問題。另外對內地來說，與香港、澳門的金融體系融合，就相當于實現了金融開放，需要解決維護金融穩定出現的新問題。

《報告》指出，面向未來，大灣區的數字金融在應對如何促進創新、以及如何推動融合方面，可考慮如下三個發展方向。

一是在推動普惠金融的基礎上支持科技創新。科創企業具有高成長、高風險、高收益、輕資產等特點，融資需求總體呈現出融資規模小,融資渠道少、持續性強、時效性強等特征。數字金融可以有效彌補傳統金融體系在解決信息不對稱方面的不足，緩解科創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此外，還可進一步探索數字金融賦能股權市場的路徑和業務模式。

二是在發展消費金融的基礎上推動產業金融。大灣區數字金融未來可考慮更多對企業客戶的服務。在新一代數字科技的支撐和引領下，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價值釋放為核心，以數據賦能為主線，擴大企業服務范圍，推進產業金融發展，打造全方位產業金融服務方案。

三是在發展境內業務的基礎上擴展跨境互聯互通。可從技術、貨幣和制度三個角度展開。在技術型融合方面，針對數據跨境互通這一關鍵瓶頸，推動統一數據跨境流動相關標準、發展區塊鏈和隱私計算技術等相關數字技術；在貨幣型融合方面，憑借區位優勢，大灣區可以加強支撐數字人民幣走出去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頂層設計，并提供更多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應用場景；在制度型融合方面，可從加強相關機構協調不同區域的制度理解和執行入手。同時，還需要設置一套類似于宏觀審慎政策的體系框架，在實現穩健開放的同時，保障金融穩定。

當然，大灣區進一步發展數字金融仍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比如，加快金融大數據建設，為數字金融促進創新提供數據基礎；推進數字新基建，為數字金融促進產業金融提供基礎設施；清除一些政策障礙，讓數字金融更好地支持跨境交易，促進粵港澳融合。

在全體大會上，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常務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廣州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南沙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盧一先發表致辭。

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原常務副市長屠光紹，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中國銀保監會首席檢查官王朝弟，廣州市南沙開發區管委會總經濟師林少禮等多位嘉賓，圍繞加強支持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金融力量，加速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強化金融科技、賦能普惠金融，提升數字金融發展質量，為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等重要問題發表主題演講。

黃奇帆認為，在消費互聯網市場空間逐漸飽和的局面下，產業互聯網已經成為未來數字經濟的重要發展方向。數字技術與金融服務在產業上的緊密結合，是金融科技的下一片藍海，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創新應用。產業數字金融，即在傳統產業金融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實踐，有利于系統性解決產業鏈上民營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在疫后恢復生產過程中更是"保產業鏈""保市場主體"的有效手段，通過將產業鏈上各企業主體經營情況全數字化、透明化，解決信息不對稱痛點，讓各類企業獲得平等的金融服務。除此之外，產業數字金融的發展還有助于引導金融服務從主體信用轉向交易信用，助力實體經濟顯著降本增效，為實體經濟帶來數萬億人民幣規模的成本減負等。

他就大力發展好我國產業數字金融生態提出四點建議：一是政策鼓勵企業開展自身數字化基礎建設，例如可出臺相應的稅費專項附加扣除政策等；二是完善"沙盒監管"制度，特別是加強對產業數字金融科技平臺的創新支持；三是引導各類金融機構提高自身金融資產數字化的占比；四是出臺對應的科技創新扶持基金，支持從事產業數字金融相關科技的企業做大做強。

屠光紹在談到中小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問題時指出，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具有投入巨大，發展速度快、對業務模式和技術迭代要求高，交叉領域、對高級復合型人才需求高等特點。當前，中小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面臨四方面挑戰：一是對數字化轉型在認知和定位上不夠清晰；二是在數字化轉型的投入上面臨決策兩難；三是自身業務模式和規模、場景有限的制約；四是機構人才缺乏，形成馬太效應。

屠光紹對中小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提出五點建議：第一，監管機構應建立行業統一的數據治理體系和標準以及數字化轉型的必要基礎設施平臺；第二，要鼓勵和推動大型金融機構及金融科技公司向中小金融機構輸出低成本、好用的解決方案；第三，推動中小型金融機構抱團取暖，通過聯盟與協作服務轉型；第四，突出中小金融機構圍繞服務小微實體和鄉村振興的目標，進行有特色的數字化轉型；第五，鼓勵地方政府推出針對中小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的支持政策，如人才激勵計劃。

周延禮針對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和保險機構數字化發展提出，要以數據要素投入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推動金融與產業數字化融合。就保險業而言，推進保險機構數字化轉型，需做到以下幾點：其一，要高度重視數據要素價值；其二，要持續跟蹤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其三，要加快保險經營管理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其四，要加大"數字員工"管理模式力度。

對于其中的第二點，他舉例介紹，因為保險產品特性，尤其壽險，保險機構一般以品牌為主，但無法有效助力一線銷售，而數字技術應用尤為關鍵。保險尤其長期壽險，是長鏈條的銷售模式，長期積累數據為前提，應對長壽風險都離不開數字技術支撐。數字化市場拓展，識別潛在客戶，追蹤興趣客源，激發保險需求，都需要保險數字化轉型。

王朝弟就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發展的賦能指出，金融科技為金融發展注入充沛動能，也對普惠金融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但是，金融科技并非十全十美，并不是包治普惠金融百病的"萬能藥"。必須正視的是，我國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發展還存在一些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二是體系標準尚不完善。金融科技服務普惠金融發展的相關要求和標準，散見于各個領域法律法規和政策中，大多側重于解決單個問題或明確單個技術標準，缺乏系統性規范。三是科技風險日益凸顯。其中，存在數字鴻溝、算法歧視等倫理問題，數據濫用、隱私泄露、網絡欺詐等風險。

王朝弟強調，要推動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讓金融科技真正成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增量"。一要堅持金融科技以人為本，二要夯實金融科技的發展基礎，三要強化金融科技審慎監管，四要高度重視數據安全。"金融科技的本質是金融，必須堅持金融持牌經營、特許經營的基本準則，堅持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不能打著創新旗號，無序擴張、逃避監管。"王朝弟表示。

林少禮全面介紹了南沙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情況。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支持南沙打造粵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區，加快建設大灣區國際航運、金融和科技創新功能的承載區，其中建設金融服務重要平臺是南沙的重要任務之一，要求著力發展航運金融、科技金融、飛機船舶租賃等特色金融。下一步，南沙將以"開局就加速、起步即起勢"的精氣神，從粵港澳金融合作、深化金融創新政策試點、特色金融產業體系、重大金融服務平臺四方面著重發力，群策群力、苦干實干，奮力跑出南沙金融高質量發展"加速度"，助力南沙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臺。

峰會上，《粵港澳大灣區數字金融的發展機遇、挑戰與前景》（以下簡稱《報告》）正式發布。該報告為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課題研究成果。作為課題負責人，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助理沈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共同發布《報告》，并圍繞報告內容與到場的三十余家國內外主流媒體記者展開交流。

《報告》在全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數字金融的優勢條件與現狀，總結區內金融科技的領先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大灣區數字金融發展仍然面臨的兩方面挑戰，與未來的三個發展方向。

其中，大灣區數字金融發展面臨的挑戰，一是如何創新，二是如何融合。尤其就后者而言，粵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理念、規則與政策，仍面臨如何打通的問題；另外對內地來說，與香港、澳門的金融體系融合，相當于實現了金融開放，需要解決維護金融穩定出現的新問題。

《報告》認為，面向未來，大灣區的數字金融在應對如何促進創新、以及如何推動融合方面，可考慮如下三個發展方向：一是在推動普惠金融的基礎上支持科技創新，通過數字金融有效彌補傳統金融體系在解決信息不對稱方面的不足，緩解科創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二是在發展消費金融的基礎上推動產業金融，重塑產業互聯網，實現產業數字鏈上下游的全要素數字化升級、轉型和再造。三是在發展境內業務的基礎上擴展跨境互聯互通，可從技術、貨幣和制度三個角度具體展開。

當日下午還設有一場專題研討會"平臺經濟治理與數字金融發展"。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中國工商銀行首席技術官呂仲濤，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阿里云新金融事業部總經理劉偉光，美團副總裁彭千出席并發表演講，深度探討了如何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如何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以及如何在強化數據安全的同時有效激發數據活力等關鍵問題。

此外，本屆峰會期間設有三場分論壇，涵蓋四場專題研討會，議題聚焦銀行業數字化轉型路徑與具體實踐、數據要素價值挖掘與數據治理、ChatGPT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前景與潛在影響、數字貨幣發展，以及數字金融發展趨勢與創新等。

2021年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每年立項綠色金融領域重點課題，成果在外灘金融峰會發布。首期報告由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雋負責。本次發布的為第二期外灘綠色金融報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負責，課題組成員還包括張蓓、雷曜、賈彥東、李宏瑾、楊娉、牛慕鴻、唐滔、崔瑩、袁佳、姜晶晶、管曉明、張薇薇、杜謙等。

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圍繞報告展開主題交流。

金融助力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是通過有效的激勵約束安排，降低交易成本，幫助克服信息不對稱，提高市場主體綠色低碳發展的主動性、有效性。王信介紹，報告以構建合理的促進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為主線，著重探討以下五個方面，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建立健全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標準、碳核算與環境信息披露等基礎性制度安排

金融標準是規范金融機構合規開展業務、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前提和依據，是金融業基礎性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年來，在綠色金融標準不斷深化細化的同時，轉型金融標準正愈發受到重視。2022年11月，G20巴厘島峰會批準了《2022年G20可持續金融報告》，其中包括《G20轉型金融框架》等重要內容。這是G20領導人繼2016年在杭州峰會上就發展綠色金融達成共識后，首次就發展轉型金融形成國際共識。

報告認為，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相輔相成，聯系密切。目前，人民銀行正組織制定鋼鐵、煤電、建筑建材和農業等四大領域的轉型金融標準，將適時就上述轉型金融標準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之后還將根據實際需要，進一步擴大轉型金融標準覆蓋領域。報告結合各國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標準制定經驗提出，下一步，我國應積極組建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專業機構、加快儲備專業人才，開展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市場發展和業務創新，加快立法和規范建設，重視和加強標準制定領域國際合作，加強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標準的銜接，推動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標準制定與實施工作邁向新臺階。

碳核算是推動各類市場主體節能降碳、動員金融資源支持綠色低碳轉型發展，防范和化解氣候變化相關金融風險的基礎。報告強調，碳核算應依據科學合理的標準，采用適當方法進行。下一階段，應提高規范化標準化建設水平，完善第三方核查驗證機制。同時，優化碳數據采集與管理，引導咨詢服務業務有序發展，充分發揮數字技術支撐作用，強化金融支持舉措與能力建設。

金融機構監管和環境信息披露，是我國綠色金融體系"五大支柱"之一，是綠色金融規范發展的重要基礎性安排。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不斷提升，但在信息披露動力、標準和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挑戰和短板。報告建議，可從提高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擴大環境信息披露的內容和覆蓋面，提高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能力等方面著手，逐步實現強制、全面、定量的環境信息披露。

二、通過合理碳價促進經濟綠色低碳發展

碳價是有效解決碳排放外部性、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抓手。報告研究了碳市場和碳稅兩種碳定價工具，對我國碳市場建設提出針對性建議，并探討了我國開征碳稅的可行性。

報告指出，碳市場運作的基本原則是"總量控制與交易"，通常政府規定排放總量上限，企業排放溫室氣體必須獲得相應碳配額，碳配額在碳市場上交易形成碳價。從我國碳市場發展的情況看，存在交易主體同質化、交易產品較單一、交易不活躍、基礎設施有待進一步夯實等問題。下一步，我國應積極借鑒歐盟等碳市場經驗，盡快確立和完善"總量+交易機制"的碳市場發展模式：一是強化減排約束，保持初始碳配額適度從緊。二是豐富碳市場參與主體，鼓勵金融機構參與碳市場。三是創新碳金融產品工具，適時啟動碳期貨交易。四是建立完善、統一、高效的碳金融基礎設施，做好全國碳市場與地方碳市場的銜接。五是完善碳市場法律法規與監管規則，明確部門職責分工。研究制定全國統一、分層次的碳金融市場監管和交易管理規定。建立健全中央對手方交易機制，研究設立市場平準基金，建立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穩定碳價。六是積極鼓勵自愿碳市場發展。

碳稅是企業按照政府設定稅率為其排放溫室氣體繳納的稅收。我國現行稅制中，部分稅種與碳減排有關，但尚未建立直接促進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減排的稅種。報告認為，在建立并完善碳市場的同時，我國可考慮適時穩步推出碳稅，二者協調配合，共同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同時應采取措施，減少碳稅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操作層面，碳市場與碳稅覆蓋范圍互補，有利于引導形成合理碳價。碳稅可從較低稅率起步，根據減排效果逐步提高稅率。碳稅收入應專門用于支持碳減排。

三、完善金融機構綠色金融評價

金融機構綠色金融評價，是綠色金融激勵約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的綠色金融評價機制，有利于全面評價、規范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經濟綠色低碳轉型，提升其管理氣候風險的能力。

目前，國際組織和各國金融管理部門進行綠色金融評價尚不多見。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更加重視綠色金融監管、考核、評價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綠色金融評價工作取得積極成效。

在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金融評價方案基礎上，報告圍繞綠色金融發展的"三大功能"和"五大支柱"，從"評什么、怎么評、誰來評、怎么用"的邏輯出發，堅持整體協調、有序推進，初步形成了金融機構綠色金融綜合評價體系。未來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綠色金融綜合評價，還需進一步細化數據標準和要求，提升數據信息質量；加強信息系統建設，提高數字化水平；考慮增設綠色融資成本和綠色運營指標，規范存增量綠色債券的碳信息披露，加快推動金融機構投融資碳排放核算；強化激勵約束機制，拓展評價結果應用場景。

四、強化財政金融政策激勵及協調配合

財政和金融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兩大主要政策，存在交叉領域和互補效應。做好政策協調，相互強化政策效果，有助于確保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目標。

報告建議，財政金融政策協調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應合理劃分財政金融政策的重點領域，共同支持重大綠色低碳項目、共同支持公正轉型。國際上，綠色政府債券是財政金融政策緊密協調配合的重要結合部之一，近年來綠色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增長較快。一些國家建立專門的綠色政府債券管理框架和由相關部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就綠色政府債券發行機制、適用標準、資金使用和監督等重大問題加強研究和政策協調。下一階段，結合我國綠色低碳轉型重點發展領域，有必要深入研究發行綠色政府債券的可行性，以綠債資金提供公共投資、補貼、政府采購等，發揮公共資金"四兩撥千斤"作用，激勵綠色技術創新和高碳行業轉型。支持地方政府在香港等離岸市場發行綠色政府債券。加強綠色金融國際合作，爭取將我國綠色政府債券納入全球主要綠色債券指數。

對于中央銀行來說，報告建議：一是大力完善現有綠色貸款支持工具；二是支持經濟綠色低碳轉型是各部門的長期重要任務，應深入研究中長期內，綜合考慮碳價變化、可持續金融發展、相關財政支持力度等因素，如何合理使用貨幣政策工具；三是可考慮對高碳貸款擇機引入基于碳排放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四是鼓勵綠色金融產品創新；五是多措并舉便利和規范綠色產品發行與交易，降低融資成本。

五、高度關注氣候相關金融風險防范

氣候變化會對金融穩定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為國際共識。妥善應對氣候風險，維護金融穩定，是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責。壓力測試是管理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重要工具。報告對各國氣候風險壓力測試的探索情況進行梳理，歸納總結了壓力測試的方法論、技術路線及實施條件等，分享了我國初步開展金融機構氣候風險壓力測試的做法。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氣候風險宏觀壓力測試的初步設想。

值得一提的是，報告根據具體條件的不同，設定有序轉型、提前行動、延遲轉型三種情景，分別考察不同氣候變化情景下的碳價及主要宏觀指標的變化，探討其對宏觀經濟、產業結構和金融體系風險的影響。報告發現，隨著能源低碳轉型的深入推進，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占比將持續升高。在有序轉型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將超過65%，提前行動和延遲轉型情景下分別為60%和55%左右。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需求將穩步下降，其中有序轉型情景下降幅最大。不同情景下產業結構差異不大，農業、制造業、建筑業總體占比緩慢下降，醫療、教育、環保、運輸倉儲、金融等公共服務行業逐步上升，區別主要在于變化速度。

《2022·徑山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以“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與路徑”為主題，分析了中國特色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的本質差異，梳理了金融發展與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促進共同富裕的正面與負面影響，研究提出了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與實施路徑。

《報告》由一份綜合報告和六份分報告組成。綜合報告以“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角色定位與政策框架”為主題，分報告則各自聚焦“金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金融助力區域協調發展”、“農村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框架與路徑”、“健全資本市場，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財富管理和信托在支持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和實踐”、“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浙江實踐”等問題展開。《報告》負責人為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分報告負責人分別為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助理張曉慧，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副所長張斌，中國銀保監會農村銀行部主任王勝邦，CF40成員、中國光大集團副總經理王毅，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融系講席教授金李以及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原行長殷興山。

長期以來，人們對金融的刻板印象就是“嫌貧愛富”，但挑選客戶、設置門檻、要求抵質押等，其實是由金融業作為一個風險行業的內在規律與自身邏輯所決定的。《報告》認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最終靠的是高質量發展。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不僅在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把“蛋糕”做大做好的過程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助力縮小收入和財富差距方面同樣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同時，《報告》反復強調了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路徑選擇，即市場化、專業化，運用市場化模式和工具，發揮金融專業性優勢。“只有商業可持續的金融發展才是促進共同富裕積極作用發揮的必由之路。”

《報告》構建了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包含一條主線、三大原則及六方面建議。

《徑山報告》項目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主辦，于2017年正式啟動，每年針對經濟金融領域的重大議題，邀請學界、政界與業界專家進行研究、辯論，提出相應的政策和建議。

既要做大做好“蛋糕”，也要切好分好“蛋糕”

就金融發展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報告》在梳理文獻后指出，從實證研究看，金融對共同富裕的作用表現出“二重性”，既有緩解不平等的積極作用，也有加劇不平等的消極作用。這種“二重性”不僅表現在對增長的影響上，也表現在對分配的影響上。要實現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就必須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更好地發揮金融的積極作用，同時抑制其消極作用。

《報告》認為，金融促進共同富裕，最核心的作用體現在把“蛋糕”做大做好和把“蛋糕”切好分好。一是通過市場化的金融服務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落實好區域發展重大戰略，優化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為共同富裕積累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二是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市場條件，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暢通向上流動通道，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同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還要正確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在進一步把“蛋糕”切好分好的過程中，金融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過程中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促進共同富裕，不是搞政策性金融，更不是做慈善，只有商業可持續的金融發展才是促進共同富裕積極作用發揮的必由之路。此外，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是有邊界的、有限的，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任務，需要多種政策協同配合、共同發力。

金融促進共同富裕面臨四方面挑戰

《報告》分析了金融促進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效和面臨的挑戰。

總體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在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引導金融資源向中低收入群體和中小微企業傾斜，普惠性、包容性不斷增強，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效率顯著提升，助推經濟高質量增長；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不斷完善，投資者保護持續健全；普惠金融快速發展，服務中低收入群體和中小微企業能力提升；金融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引導社會資源流向“三農”，助力鄉村振興；金融監管精準性和協調性不斷增強，金融風險防控取得重大成效；金融高水平開放深入推進，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同時，在金融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還面臨一些短板和挑戰，具體來說：

第一，金融發展質量還有待提升。一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邊際效應遞減，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和處置不良資產壓力增大，信貸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二是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直接融資占比仍然偏低。金融市場產品和服務同質化程度高、結構不合理，還不能滿足多元化、多層次、高質量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三是金融雙向開放有待進一步擴大。我國的金融開放仍以管道式開放為主，全面制度型開放體系尚未形成。四是維護金融安全的能力尚需提高。

第二，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均處于較高水平。財富不平等程度超過收入不平等程度，對實現共同富裕的挑戰更大。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較大并存的現實情況，給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路徑選擇和政策考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有待提高。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大約有4-5億人，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實現從“金字塔”型社會邁向“橄欖型”社會，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對于擴內需、促增長，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義。金融如何支持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需要深入研究。過去較長時期，通過將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信貸擴張，金融對促進經濟增長，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也推升了全社會債務水平和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加劇貧富分化。未來在促進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進而推進共同富裕過程中，金融需要在新形勢下探索改革發展的新路子。

第四，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不高。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具體體現。均等化不是簡單平均化，均等化不僅保障全體公民享受公平可及且大致均等的權利，即基本公共服務“普及”，更重要的是促進機會均等的“普惠”，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標準之一。我國基本公共服務主要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區域不均衡問題突出。當前，我國金融在促進基本服務均等化方面發揮的作用有限，需要鼓勵市場主體參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化配置資源作用。

市場化專業化是必由之路

《報告》指出，政治性和人民性是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而市場化和專業化是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路徑選擇極為關鍵，既不是搞政策性金融，也不是搞慈善金融，而是要遵循金融發展規律，堅持有償性、流動性、安全性原則，運用市場化模式和工具，發揮金融專業性優勢，創新金融服務與產品，助力實現共同富裕。”《報告》再次強調。

第一，只有堅持市場化路徑，才能更好地引導金融資源優化配置，服務高質量發展。市場化意味著有償性、商業性和可持續性，這是符合金融運行的本質和規律的，通過政策性金融、慈善性金融支持共同富裕，能夠發揮很好的作用，但整體而言，只能作為金融促進共同富裕政策的一部分，就整個金融體系來講，必須依靠商業性金融為主導。

第二，只有堅持市場化路徑，才能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與穩定。如果過多采用非市場化金融的方式支持共同富裕，就會混淆金融與財政的區別與界限，是不可持續的。如果處理不好，可能會引發負外部性，扭曲金融市場估值和定價，掣肘宏觀政策執行，甚至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給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

第三，只有堅持市場化路徑，才能更好地服務新發展格局，助力國內國際雙循環。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當前重點是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逐步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從國內循環的角度看，市場化金融發展有利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節循環暢通，更好地兼顧增長和分配、公平和效率。從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角度看，這是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客觀必然。

《報告》還剖析了“定向扶貧企業債”和“農村期貨+保險”兩個市場化、專業性運作的金融產品，進一步深化了對金融促進共同富裕市場化路徑的認識和理解。

一主線、三原則、六建議

構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

《報告》嘗試構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總體來看，包含一條主線、三大原則及六項建議。

一、一條主線。金融促進共同富裕政策框架包含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普惠包容、金融安全、綠色發展等多個方面，但這些不同領域政策設計和施行都必須緊緊圍繞一條主線而展開，即打造與現代化經濟體系更加適配的金融體系。

二、三大原則。一是堅持政治性與市場化有機統一。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和制度設計，既要恪守政治性、人民性原則，確保金融促進共同富裕不走樣、不變色；又要堅持市場化道路，發揮金融專業性優勢，確保商業可持續。兩者相輔相成、有機統一。

二是堅持高質量發展與公平性有機統一。高質量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前提，更加公平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機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金融促進共同富裕政策制定，必須堅持促發展與擴普惠兼顧，堅持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

三是堅持金融創新與金融安全有機統一。要發揮金融的積極作用、抑制其消極作用，真正促進共同富裕，必須鼓勵創新、大膽測試，積極主動進行金融產品、服務、工具、模式創新，但所有創新必須以維護金融穩定為前提。

三、六項建議。針對金融促進共同富裕面臨的短板和挑戰，圍繞一條主線，遵循三大原則，《報告》提出六方面建議。

建議一：提升金融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一，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要更好發揮貨幣政策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強化信貸政策引導作用，疏通傳導機制，助力降低實體經濟運行成本，更好發揮貨幣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功能。二是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持續改善融資結構，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穩步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拓展多層次、多元化股權融資渠道；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擴大債券市場的品種和規模，增強債券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三是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步伐，充分利用金融科技賦能，改善金融服務結構和效率，提供更多層次、更加便捷、更高質量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第二，穩步擴大金融雙向開放。在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基礎上，加大匯率機制改革，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便利跨境投融資、促進要素資源全球化配置，推進金融市場制度型開放，拓展優化境內外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拓寬雙向融資渠道，支持企業依法依規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鼓勵企業“走出去”，深度參與國際分工，確保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提升我國企業在價值鏈中的地位。要支持企業由“走出去”向“走進去”轉型，深度融入東道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拓展發展空間，實現各方共贏互利。提高中國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為境內外投資者提供更為豐富的投資品種，助力實現中國居民財富和企業資產全球化配置。不斷提高跨境金融監管能力，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協調合作，更加注重開放的節奏和安全。

建議二：提高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助力縮小收入與財富差距

第一，提升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主體質效。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包容性，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滲透率，更多更好惠及小微市場主體。支持小微市場主體增強經營活力和韌性，成為促進就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力軍。要積極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和產業數字金融，打造數字信用基礎設施，提升信用貸款和首貸戶比重，防范貸款風險。要注重疏通資金傳導機制，緩解中小企業應收賬款壓力，提升資金周轉效率。加快發展電子票據市場，積極推進商業信用體系建設。

第二，打造高質量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持續深化農村經濟領域改革，夯實農村金融有效需求的基礎。一是重點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土地流轉帶動農村金融發展；積極推進農業規模化、融合化、智能化發展，改善農村供應鏈金融和消費金融需求基礎；完善農村產權確權登記和交易流轉機制，拓寬農業經營主體抵質押品范圍。二是加快推進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增強農村金融適配性。完善多層次、廣覆蓋、適應性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發揮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和風險管理功能，更好滿足農村企業差異化需求，推廣“保險+期貨”運行模式，穩定農產品價格，保護農民基本利益；持續創新豐富農村金融產品體系，不斷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財富管理需求。三是推動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效率。強化數字技術和金融科技運用，健全農村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金融科技合規監管和風險防范。四是通過加強立法保障、財稅政策支持、擴大貨幣政策支持、實施差異化監管等舉措，強化農村金融發展政策保障，提升農村金融服務可持續性。

建議三：釋放金融市場財富效應，助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第一，努力建設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一是要改善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礎環境。完善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環境，豐富和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升各層次市場廣度和深度，增強價值創造能力；健全投資者保護機制，優化投資者結構，豐富資本市場產品供給。二是引導資本市場健全資源配置機制。完善市場發行、交易制度，提升市場內生穩定性；強化上市或發行主體盈利和分紅管理，規范會計、律師、信用評級、投行、經紀、咨詢等各類中介機構行為。三是加強上市公司和發債主體質量管理。完善準入管理制度，維護市場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完善退市相關制度和標準，做到應退進退，形成有進有出的良性生態。四是大力培育中長期機構投資者，厚植價值投資和專業投資理念，提高投資者獲得感；突出國有機構投資者職能，發揮其資本市場穩定器、中長期投資轉化器和價值投資引導者作用。五是保持監管政策穩定性和一致性，提升政策預期引導的有效性。

第二，加強投資者教育與保護，切實維護其合法權益。要提升市場透明度，強化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理念，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同時，對各類金融活動依法進行全面監管，針對不同種類的金融產品實施差異化監管，并秉持精細化原則，細化監管標準，提升監管精度。大力開展投資者教育活動，普及財商知識，強化投資者適當性管理，樹立“賣者盡責、買著自負”的投資理念，暢通投資者投訴渠道，運用多種方式，依法維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

建議四：發揮金融市場化配置資源優勢，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一，提高公積金、養老金市場化投資收益。一方面，完善公積金、養老金市場化投資機制和相關配置制度，為居民提供更有效的跨期財富配置，提高投資收益，促進可持續的代際財富公平。另一方面，推動大規模公積金、養老金入市，與資本市場形成良性互動，充分發揮穩定器功能，降低經濟波動對個人財富積累的影響。鼓勵各類金融機構主體參與，引導多方資本共同參與，豐富金融產品形態。

第二，建立健全新市民金融服務體系。新市民是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潛在對象。我國目前新市民人口近3億，正在成為城市經濟與消費中不可忽視的力量，進一步發展新市民金融服務正當其時。要聚焦新市民在就業創業、住房、教育、醫療等重點領域，開發創業就業類、教育類等信貸產品，創新普惠型商業健康保險，突破新市民職業、戶籍以及缺信用記錄、缺抵押擔保等困境，提高其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要利用市場化金融手段擴大新市民保障性住房供給，形成“政府引導，市場參與”的多元建設格局。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完善新市民金融服務的組織體系、產品體系、科技體系和內部控制體系，提升金融服務精準度、數字化程度和宣傳教育力度，因地制宜，有序推進，確保可持續發展。

建議五：實施金融安全戰略，構建防范金融風險長效機制

第一，繼續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優化債務結構，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市場、影子銀行資金等風險。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明晰治理分工與責任，提出客觀審慎管理的中間目標，豐富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箱。要切實防范輸入型風險，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審慎管理，維護我國海外金融資產安全。審慎監管金融科技，堅持金融持牌經營，堅持風險為本、技術中性，強化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增強監管協同性、有效性。

第二，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建設，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互利合作關系，提升貿易、投資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比重。對標高水平多邊貿易投資協定，實施高標準金融雙向開放，推動金融市場會計、評估等基礎性制度改革，提高大宗商品定價話語權，牢牢掌握人民幣利率、匯率定價權，健全金融市場風險監測與預警機制。

建議六：抑制金融消極作用，引導金融生態向善向好

一是強化金融與財政、產業、科技、就業等政策的統籌協調與多方聯動，把握好政策的時度效。二是加強金融機構治理，塑造更加負責任的金融市場主體。健全中小金融機構公司治理機制、風控體系、內控機制，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引導金融機構完善ESG評價體系，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強化戰略創新能力和社會責任擔當。三是健全金融倫理治理，特別是金融科技倫理治理體系。要將倫理道德規范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對可能造成歧視性、誤導性以及數字鴻溝的產品和服務應予以限制和禁止，助力金融生態向善向好。

本屆峰會持續聚焦綠色金融、金融開放、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堅持“國際化”、“專業化”定位，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作為建設性力量參與國際治理，為國際社會消弭分歧、增進互信、凝聚共識，貢獻價值與力量。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吳清，外灘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聯席執行主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畢井泉發表致辭。

本屆峰會共設置6場外灘全體大會、2場外灘高峰論壇、5場外灘閉門研討會、3場外灘專題會、5場高端國際對話和10場外灘圓桌。包括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常務副院長王洛林，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尹艷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宣昌能，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余永定，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香港交易所原行政總裁、滴灌通集團創始人李小加，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名譽聯席主席Robert RUBIN，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歐洲50人集團主席、法國經濟財政部原部長Edmond ALPHANDÉRY，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德國央行原行長Axel A.WEBER，G30董事會主席、以色列央行原行長Jacob A.FRENKEL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 Posen，斯坦福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教授及名譽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Martin WOLF，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溫澤恩，渣打集團行政總裁Bill WINTERS，法國巴黎銀行董事長Jean LEMIERRE，保爾森基金會副主席兼總裁Deborah LEHR等在內的近30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全球財經政要、機構高管與學界領袖出席本屆峰會并發表演講，著重圍繞中國金融高水平開放、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高通脹和利率快速上升下的全球經濟與金融穩定、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數字經濟國際競爭與合作、全球資管市場變革等關鍵議題分享深刻洞察與專業見解。

盡快解決發展中國家低碳轉型資金缺口

促進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

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事關全球命運，是中外嘉賓共同關心和重點討論的一項關鍵議題。

談到剛剛結束不久的第27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7），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表示，COP27就損害與損失基金的建立達成了共識，取得一些進展。但從各界反響來看，會議取得的成果仍然是低于預期的，這也體現了當前國際局勢的復雜性。

周小川表示，下一步，為了推動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應對，仍有不少題目需要深入研究。他就公正轉型問題表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低碳轉型，而損失與損害基金最終能占的比例可能相對較小，對于資金缺口問題還需加強研究。他認為，應構建全球碳市場之間的可控連接，使得發達國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過購買其他市場上的碳配額、碳減排抵免或者碳信用，部分實現金融的融資轉向。同時應利用好邊境調節稅，幫助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減排。

能源轉型委員會主席、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也在全球氣候融資相關的議題討論中提到，COP27表明，2攝氏度的控溫目標面臨艱難挑戰。他認為，實現低碳轉型愿景的確需要大規模投資，但是相比全球同期GDP規模來說，其占比并不高。更大的挑戰是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必須建立機制，使得國際資本涌入發展中國家，支持其綠色轉型。同時，低碳和綠色領域相關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具有公共品性質，應禁止發達國家在相關領域的出口限制，確保全球公正轉型。

與Lord Adair TURNER同場參與討論的，還有歐洲50人集團主席、法國經濟財政部原部長Edmond ALPHANDÉRY，絲路基金董事長朱雋，保爾森基金會副主席兼總裁Deborah LEHR等中外專家。他們從全球氣候融資缺口、公正轉型、低碳科技、底層資產標準化等話題出發，多角度地探討了應對氣候融資挑戰的難點與對策。

對中國而言，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尹艷林指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需要完善綠色低碳政策體系。其中包括完善支持綠色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加大對綠色低碳產品、技術等支持，積極推行綠色產品政府采購制度，推進綠色稅制改革，以及大力發展綠色金融等。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宣昌能進一步指出，加大金融支持經濟低碳轉型的力度和質效，可以從研制轉型金融標準、強化氣候類信息披露要求、進一步豐富和完善轉型金融工具、強化轉型金融激勵約束機制、推動公正轉型等五方面展開。

本屆峰會還發布了外灘綠色金融報告《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轉型的激勵約束與相關金融風險防范》。報告負責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介紹了報告主要內容。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圍繞報告展開進一步交流，并分別就平衡減碳與經濟增長、推動轉型金融發展等話題發表觀點。

聚焦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高質量發展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外灘金融峰會的一大使命。聚焦這一主題，中外專家達成普遍共識-——對外，上海要從市場開放全面向制度型開放轉變；對內，則應著力推動金融要素市場互聯互通，以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服務能級和全球競爭力。

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指出，高水平開放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3.0版的核心動力，對于推動上海的國際化進程、服務國家戰略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意義重大，有助于進一步確立上海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代表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體系的地位和影響力。

那么，如何衡量高水平開放？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認為，其具有八個內涵：規模大、質量高、范圍廣、制度優、動力足、方式新、底盤牢、平臺新。其中，方式新和平臺新，意指足以引領數字化、綠色化的貿易新浪潮，足以構建新的網絡體系和新的競爭力。

在屠光紹看來，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水平開放應聚焦的重點轉型領域中，從市場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是基礎性的、引領性的，尤其要重視可持續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這是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黨委書記霍穎勵也表示，金融市場漸進式、管道式開放是符合我國發展實際的選擇，但從今年以來的債券市場觀察和實證研究可以發現，決定境外投資者投資我國債券市場的因素是多維度的，其也更加關注金融市場的制度、規則是否公開透明、可預期等因素。基于這些情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穩步擴大市場領域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開放。

此外，中國銀保監會上海監管局局長王俊壽、上海保險交易所董事長任春生、法國巴黎銀行董事長Jean LEMIERRE，施羅德集團行政總裁Peter HARRISON，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首席執行官David SCHWIMMER，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董事長鄭楊等中外嘉賓，還從制度支持、風險防范、深化合作、創新產品、綠色金融、人才交流發展等方面，就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展開了多維度探討。

在另一場主題為“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與雙向開放”的外灘圓桌上，中國銀保監會國際部主任廖媛媛、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唐瑞、匯豐控股集團行政總裁Noel Quinn等嘉賓從完善市場標準和規制、進一步擴大互聯互通、放寬金融市場準入等方面發表了各自見解。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李達志則分享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內地金融市場開放中發揮的獨特作用，以及未來促進資本跨境流動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的一些工作重點。

通脹形勢仍存不確定性

設立國際協調機制幫助脆弱國家應對緊縮影響

外灘金融峰會彰顯“國際化”特色，議題設置覆蓋多個國際經濟金融熱點問題。當前，全球高通脹、經濟衰退風險與金融體系脆弱性并存，全球政策決策者和市場參與者正在面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最大挑戰，相關議題在本屆峰會上備受關注。

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與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 POSEN，聚焦“通貨膨脹、政策應對及其影響”展開長達45分鐘的深度對話。

Jean-Claude TRICHET表示，央行的可信度對于錨定市場的通脹預期至關重要，目前來看，美聯儲和歐洲央行仍然保有市場信譽度。當前應設立額外的國際協調機制，幫助較脆弱的新興國家應對外匯市場的可能波動，以避免匯率波動引發危機。SDR特別提款權中四個發達國家央行都制定了2%的中期目標，這有利于穩定匯率。

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名譽聯席主席Robert RUBIN與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也重點探討了美國通脹及美聯儲應對舉措、加息溢出效應等問題。

Robert RUBIN表示，雖然美國通脹有所緩解，但現在還難以確定后續通脹會以怎樣的速度發生變化。新興經濟體因此遭受的沖擊并非如外界想象般嚴重，但也確實面臨多重困難，全球主要債權國應積極參與債務援助活動，幫助脆弱經濟體渡過難關。同時，新興經濟體自身也應不斷改善內部治理。

斯坦福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譽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在與交通銀行行長劉珺的對話中表示，全球經濟已經迅速從“需求受限”步入“供應受限”時代，需求大于供應引發了眼下的通脹現象。其中，有一些長期性因素值得關注，包括主要經濟體老齡化減緩了勞動力供應的增長速度，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全球經濟的碎片化趨勢。對于如何應對全球高通脹，劉珺認為，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步結合可以釋放生產力。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榊原英資在與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余永定的對話中提到，日元此前走弱的原因在于美日貨幣政策的分化，而現在隨著美國經濟走弱，日元已經開始走強并可能在今后進一步走強。余永定則表示，當前美國通脹率正在下降，市場擔憂美國會出現經濟衰退，因此美聯儲將放緩加息步伐，日元和人民幣面臨的壓力正在減弱。對于中國經濟，他強調首要任務是實施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提振經濟增長。

此外，在12月9日召開的外灘高峰論壇“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上，國際金融協會（IIF）主席、德國央行原行長Axel A. WEBER，法國興業銀行董事長Lorenzo Bini SMAGHI，花旗集團全球首席經濟學家Nathan SHEETS，國際清算銀行貨幣與經濟部門主任Claudio BORIO也深入討論了相關話題。CF40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繆延亮主持本場討論。

中美應保持交流提升互信

以建設性合作應對全球碎片化風險

峰會期間，各國嘉賓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中美關系的最新變化與未來走向。一個共識是，推動中美關系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不僅利于兩國自身發展，也惠及世界。兩國之間在某些領域開展競爭很正常，重要的是應保持交流與合作，提升互信。

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溫澤恩在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對話時表示，對于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言，有競爭不可避免，但也應該看到仍有不少領域可以合作。相信兩國通過持續交流，就相關問題與挑戰展開探討，最終一定能夠找到共識。

白重恩提到，若要更好解決當下種種全球問題，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中美兩國要相互合作。而進一步改善中美雙邊關系，需要在提升互信方面做更多工作。

此外，圍繞全球化前景、多邊合作、全球治理等問題，與會嘉賓也展開了多角度討論。

“我認為不存在‘去全球化’，但存在相較于過去更加碎片化的全球化。這種新的全球化會導致全球效率下降、經濟增長減緩，減少貧困的機會也將隨之降低。”巴黎和平論壇主席、世貿組織原總干事Pascal LAMY在外灘圓桌“多極化背景下如何推動建設性合作”上直言。他建議，各國應積極尋求推進必要且可行的國際合作項目。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則在該場討論中表示，當前全球治理水平跟不上全球問題惡化的速度，比如氣候變化方面。這樣的全球問題需要各國集體行動，而集體行動首先應以“公正”“合理”作為指導性原則，并需要以聯合國為中心。

Robert RUBIN，世界銀行發展政策與伙伴關系常務副行長Mari PANGESTU，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執行局主任張曉強等中外嘉賓也在本場討論中就如何應對全球化變局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在外灘閉門會“地緣政治與國際貨幣體系”上， Jean-Claude TRICHET與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G30董事會主席、以色列央行原行長Jacob A.FRENKEL，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非常駐高級研究員C. Fred BERGSTEN、黃益平等兼具政策實踐與理論積累的中外專家，還探討了全球化變局之下的國際貨幣體系演變及其對主要經濟體的影響等重要議題。

數字技術釋放數字生產力

數字人民幣研發走在世界前列

當前，我國金融科技發展需要回答的一個關鍵命題是，金融資源如何在科技的加持下更為精確地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進一步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這也是上海在實現“金融科技中心全球競爭力明顯增強”這一目標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大重要課題。

12月11日的外灘全體大會圍繞“金融科技：數字技術釋放數字生產力”這一主題展開。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在演講中表示，要圍繞核心技術攻關，增強金融科技的硬實力，把科技創新的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也要看到，金融機構、科技企業和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客觀上增加了金融體系的關聯性和金融系統的順周期性，讓金融風險的隱蔽性、傳感性、突發性、危害性更強，處理不好可能加大實體經濟的成本。他指出，金融科技創新必須遵循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的基本原則，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任何業態的金融業務都應當按照相應的規則規范、法律法規管理。

香港交易所原行政總裁、滴灌通集團創始人李小加認為，以固定收益銀行體系為主的傳統金融服務難以觸及小微經濟，主要是由于缺乏股權類投資作為固定收益之間的消化器、過濾器，而數字金融為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帶來了嶄新機會。

 接下來的討論中，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原主席Timothy MASSA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貨幣及資本市場部主任Tobias ADRIAN，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訪問研究員、萬事達卡國際組織關系高級副總裁Rory MACFARQUHAR等國內外專家分享了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現狀、研判全球央行數字貨幣發展前景及其在跨境支付等領域面臨的挑戰。

在以“數字經濟國際競爭與合作”為主題的外灘高峰論壇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表示，目前國際上有幾十家中央銀行在研究數字貨幣，但多數是觀望性質的研究，并不是明確為實施而做的研究，進入技術開發層面的更是少之又少。相比之下，中國已經開展數字貨幣實質性研究并進行了大規模試點，走在了世界前列。

他認為，數字人民幣接下來需要做的是更加復雜和關鍵的工作，主要包括：探索數字經濟條件下能被廣泛接受的數字人民幣應用方式；制定數字人民幣發行和運行管理制度并對制度開展試點運行；磨合數字人民幣與銀行賬戶的銜接，使數字人民幣能夠融入整個經濟體系發揮作用。

參與該場討論的還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聯合國秘書長原特別顧問Jeffrey SACHS，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顧問、香港證監會原主席沈聯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Sopnendu MOHANTY，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與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等中外專家。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副司長周宇主持本場討論。

中國銀發經濟未來規模可觀

關注老齡化背景下的財富管理新機遇

2022年11月，個人養老金制度正式啟動，這是我國積極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也為商業銀行、公募基金、保險等資產管理機構帶來新機遇。本屆峰會有關財富管理與資產配置的討論，亦在此背景下展開。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陳文輝表示，從金融角度來說，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核心在于持續做大養老金規模，形成長期資本，并通過科學配置實現養老金保值增值，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科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指出，中國養老金“家庭財富”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較大差距。2022年，我國個人養老金制度落地，為家庭部門開辟了改善家庭財富占比、結構，提高養老金融比例的新“戰場”。有了這份制度的引導，就可讓第三支柱真正發展起來，建立起多層次的養老體系。他同時表示，個人養老金制度發揮作用的關鍵是將雇員和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其中。

養老市場規模方面，友邦保險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祥認為，“在未來幾十年中可以看到，中國銀發經濟的規模可能會達到15萬億人民幣，這意味著中國將成為全球養老產品和服務方面最大的市場之一。”

關于人口結構變化下的資產配置的思考，新華基金董事長翟晨曦觀察到的未來趨勢包括：中國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發展將進入快速發展期，關注相關投資機會，包括資管及財富管理業務中的上市企業；在改革助力下，資本市場下一步發展將繼續擴容和“提質上量”，對投行發展提出更高要求；市場利率會有起伏但低利率可能不是短周期的現象，資產管理機構要對此有所準備；對資管機構來說，養老金業務將迎來較有利的發展時期；居民財富管理資產配置風險偏好會經歷先升后降的過程。

參與相關話題討論的還有中國銀行養老金融部總經理田軍、博時基金董事長江向陽、長江養老總經理王海峰、騰訊金融科技副總裁楊峻、光大理財總經理潘東、中信銀行財富管理部總經理王洪棟、中國郵儲銀行資產負債部總經理劉麗娜等來自銀行、保險、基金的機構代表。

第四屆外灘金融峰會還就 “中國宏觀經濟與市場展望”、 “新興市場經濟困境、影響及應對”、 “全球供應鏈新動向：韌性與重組”等主題，舉辦了多場外灘閉門會。周小川、王一鳴、Martin WOLF、Reza BAQIR、林毅夫、Marcos TROYJO、Pascal LAMY、易小準、Charlene BARSHEFSKY、Cecilia MALMSTRÖM、中尾武彥、Jeffrey SCHOTT等國內外重量級經濟學家就前述重要議題展開交流。

此外，在外灘閉門會暨萬柳堂資管圓桌“多重因素疊加下的全球資管市場：變革與發展”上，聚焦投資環境轉型背景下資產管理機構的新挑戰與新機遇，凱雷集團聯合創始人David RUBENSTEIN，MSCI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Henry A. FERNANDEZ，交通銀行行長劉珺，中金公司前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清華大學管理實踐訪問教授朱云來，財政部金融司司長王克冰也先后發表主題演講。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吳清，外灘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聯席執行主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畢井泉發表致辭。

第四屆外灘金融峰會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CIEE）聯合主辦。本屆峰會為期三天（12月9日-11日），持續聚焦綠色金融、金融開放、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堅持“國際化”、“專業化”定位，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作為建設性力量參與國際治理，為國際社會消弭分歧、增進互信、凝聚共識，貢獻價值與力量。

12月9日、10日，本屆峰會已舉辦四場外灘全體大會、一場外灘高峰論壇、四場外灘閉門會、五場高端國際對話，以及三場外灘圓桌。來自世界各地的全球財經政要、機構高管與學界領袖，著重圍繞中國金融高水平開放、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高通脹和利率快速上升下的全球經濟與金融穩定、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等關鍵議題展開高水平的思想碰撞與觀點交鋒，分享深刻洞察與專業見解。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我國的重要目標。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是我國下階段金融開放的重要任務。 作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經過多年發展，取得重大進展。當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新發展階段，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發揮好先試先行的作用？外資參與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制度、監管、標準和規則體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如何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邁上新臺階？

在12月9日舉行的外灘全體大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上，屠光紹指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水平開放應聚焦五個重點領域的轉型，其中，從市場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是基礎性的、引領性的，尤其要重視可持續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這是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其他方面還包括：從局部管道式開放轉向全方位開放、從傳統金融要素轉向新型金融要素開放、從配置國際資金資本轉向配置國際資產、從“邊境”開放轉向“邊境后”開放。對于具體舉措，屠光紹建議從四個方面形成合力，包括發揮市場和政府驅動的體制優勢，發揮好開放和改革雙引擎的作用，加強監管部門之間協調，加強中央和地方的協同機制建設。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重點闡述了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的八個內涵：規模大，足以實現內外貿一體化和規模經濟；質量高，足以構建強大的議價能力和競爭力；范圍廣，足以讓所有區域和要素在開放條件下配置；制度優，足以減少各種交易成本，主導國際標準和治理體系；動力足，足以在大市場和大創新中成為全球貿易的引擎，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的投資洼地和全球資產配置中心；方式新，足以引領數字化、綠色化的貿易新浪潮；底盤牢，足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驅動內外循環的良性互動，能夠統籌發展與安全；平臺新，足以構建新的網絡體系和新的競爭力。

中國銀保監會上海監管局局長王俊壽表示，將與相關部門共同構建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離岸金融體系，探索既有中國特色又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離岸開放規則和政策；將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機構不斷豐富面向國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為境內外客戶提供更加全面的投融資和風險管理方面的服務，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將推動上海自貿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的機構，加強與長三角其他地區機構的業務聯動，協同為客戶提供一攬子服務，讓自貿試驗區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的優勢擴大到整個長三角地區；將與有關部門一起積極推進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建設，提升承保能力、服務水平和交易活躍度，增強我國保險業的全球影響力。

“相信這也必將吸引更多優質外資銀行保險機構落戶上海、落戶長三角，共同參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發展，為金融中心國際化能級的持續提升添磚加瓦。”王俊壽說道。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黨委書記霍穎勵認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穩步擴大市場領域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的開放。她還提到，圍繞統一大市場建設，上海要全面提升服務能級和全球競爭力，不僅對外堅持高水平開放，還要對內著力推動金融要素市場互聯互通。

上海保險交易所董事長任春生表示，開放的過程中要關注跟隨海外資本而來的風險，尤其防范系統性風險傳染。建議健全跨境風險監測機制。監管部門和市場機構都高度重視國際業務中的系統性風險底線，需要更有效的機制來提升國際保險、再保險業務的透明度，豐富境外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管理措施，加強風險監測。

法國巴黎銀行董事長Jean LEMIERRE，施羅德集團行政總裁Peter HARRISON，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首席執行官David SCHWIMMER，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董事長鄭楊等中外資機構代表，從深化合作、創新產品、綠色金融、人才交流與發展等方面，就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行了多維度探討。

通脹議題備受關注

為應對高企的通脹壓力，美聯儲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國際金融市場波動顯著加大，全球金融體系脆弱性顯著上升。通貨膨脹、經濟衰退和金融穩定成為擺在全球央行面前的三難選擇，如何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局勢與金融市場變化，是當前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相關議題在本屆峰會上備受關注。

外灘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與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 POSEN，聚焦“通貨膨脹、政策應對及其影響”展開長達45分鐘的對話。

Jean-Claude TRICHET表示，從通脹水平來看，歐洲的通脹要高于美國，且更多來自于供應端，而美國的通脹是需求側驅動。央行的可信度對于錨定市場的通脹預期至關重要，目前美聯儲和歐洲央行仍然具有市場信譽度。展望未來，去全球化趨勢、綠色轉型和勞動力成本提升是通脹的結構性因素，清潔能源轉型的問題正在變得越來越復雜，但是相信技術進步能幫助降低能源價格。針對外匯市場可能的一些波動，比較脆弱的新興國家，應該設立額外的國際協調機制避免匯率波動引發危機。SDR特別提款權中四個發達國家的央行都制定了2%的中期目標，這有利于穩定匯率。

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名譽聯席主席Robert RUBIN與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也主要探討了美國通脹及美聯儲應對舉措、美聯儲加息溢出效應等問題。

Robert RUBIN在對話中表示，過去美聯儲對通脹反應遲緩，導致通脹愈演愈烈，美聯儲不得不通過大幅加息為其降溫，到目前為止加息節奏是比較合理的。未來通脹形勢仍有較大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一些美國大型公司仍然面臨勞動力供應短缺等問題。至于美聯儲是否應該提高通脹目標至3%或更高水平，他認為，美聯儲已經面臨信譽危機，宣布改變通脹目標會雪上加霜，美聯儲可以在內部提高通脹目標至3%，之后再向2%慢慢靠近。

針對美聯儲加息的外溢影響，Robert RUBIN表示，新興經濟體因此遭受的沖擊并非如外界想象般嚴重，但也確實面臨多重困難，全球主要債權國應該積極參與債務援助活動，幫助脆弱經濟體渡過難關。同時，新興經濟體應不斷改善內部治理。

斯坦福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譽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與交通銀行行長劉珺的對話，深入討論了全球高通脹的驅動因素與通脹治理。

Michael SPENCE表示，全球經濟已經迅速地從“需求受限”轉為“供應受限”時代，需求大于供應引發了現在的通脹現象。這其中有一些長期性因素值得關注：一是過去二三十年新興經濟體大部分尚未開發的生產能力已經消耗，雖然全球需求持續增長，但是大量產能已經無法供應；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老齡化風險減緩了勞動力供應的增長速度，甚至使其直接轉為負增長，導致供需不平衡；三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經濟體勞動力供應條件發生顯著轉變，醫療、教育、酒店、零售等需要與人密切接觸的行業，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問題；四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重了全球經濟的碎片化趨勢，造成貿易壁壘、制裁等現象。

對于如何應對全球高通脹形勢，劉珺表示，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步結合可以釋放生產力。雖然消費互聯網已趨飽和，但工業互聯網領域仍有較大空間。工業互聯網可以降低生產、交易和流通成本，并且有望最終把通脹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榊原英資與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余永定的對話，則主要圍繞美聯儲加息下的日元、人民幣匯率走勢、中日宏觀經濟前景及政策應對等話題。榊原英資指出，過去一段時間日元走弱的原因在于美聯儲的緊縮貨幣政策和日本的寬松貨幣政策，現在隨著美國經濟走弱，日元開始走強并在今后可能進一步走強。余永定表示，當前美國通脹率正在下降，市場擔憂美國會出現經濟衰退，因此美聯儲將放緩加息步伐，甚至在今后可能完全停止加息，日元和人民幣面臨的壓力正在減弱。左右人民幣匯率的長期且關鍵的因素是國際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一旦中國經濟增長勢頭恢復，外資持續流入中國，人民幣自然會穩定下來。他強調，無論中國的內部狀況如何，首要任務都是實施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提振經濟增長。

改善中美關系需提升互信

對于中美關系問題，國內外嘉賓普遍認為，推動中美關系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不僅利于兩國自身發展，也惠及世界。兩國之間在一些領域有競爭關系很正常，但保持交流與合作，提升互信，更為重要。

Robert RUBIN指出，在21世紀，尤其是在面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時，中美關系越來越重要，而當前最主要的障礙是缺乏互信。他強調，“我們應該竭盡所能，確保求同存異，一起協作。”

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溫澤恩在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對話時表示，對于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言，在一些領域有競爭很正常。但也應該看到仍有不少領域可以合作，如在貿易等方面就應該自由開展合作。相信通過定期的交流，雙方就相關問題和挑戰展開探討，能夠找到共識。

白重恩提到，中美兩國要和平共處，相互合作，這對于更好的解決全球問題是不可或缺的。進一步改善中美之間的雙邊關系，需要在提升互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促進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

在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宣昌能分享了關于金融如何更好支持經濟綠色低碳發展的幾點思考。他認為，推動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要注意處理好“破”與“立”、自愿性與強制性、標準制定和監管約束這幾組關系。他提出要充分結合中國實際，積極落實《G20轉型金融框架》，加大金融支持經濟低碳轉型的力度和質效，可以從研制轉型金融標準、強化氣候類信息披露要求、進一步豐富和完善轉型金融工具、強化轉型金融激勵約束機制、推動公正轉型等五方面展開。

Michael SPENCE呼吁，對ESG中的S，即“社會”方面應加強關注。中高收入國家需要做出承諾，投入更多資源到弱小國家，確保其未來增長和發展前景。此外，還必須重塑一些國際機構的權威，使這些機構能夠在綠色轉型投資過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更高水平上為弱小國家提供資金支持。

此外，Michael SPENCE還提出，必須確保基礎設施和技術的可及性、低成本、可用性，可以把數字技術作為賦能手段，為電子商務、金融、信貸、衛生、教育等領域的企業提供基礎服務，使這些企業無需開設在高密度服務區或城市附近。同時，還需要幫助低收入國家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充分挖掘當地居民的創業能力，使其能夠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我們手上握有極其強大的工具，關鍵在于，要好好使用這些工具來促進包容性增長。”

此外，在9日召開的外灘圓桌“多極化背景下如何推動建設性合作”與外灘高峰論壇“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上， 國內外專家結合當前各國的經濟基本面與金融體系狀況，就相關議題展開了精彩討論，并提出政策建議。參與上述環節的嘉賓包括Robert RUBIN，巴黎和平論壇主席、世貿組織原總干事Pascal LAMY，世界銀行發展政策與伙伴關系常務副行長Mari PANGESTU，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執行局主任張曉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余永定，國際金融協會（IIF）主席、德國央行原行長Axel A. WEBER，法國興業銀行董事長Lorenzo Bini SMAGHI，花旗集團全球首席經濟學家Nathan SHEETS，國際清算銀行貨幣與經濟部門主任Claudio BORIO等。

在另一場主題為“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與雙向開放”的外灘圓桌上，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李達志分享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內地金融市場開放中發揮的獨特作用，以及未來促進資本跨境流動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的一些工作重點。中國銀保監會國際部主任廖媛媛、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唐瑞、匯豐控股集團行政總裁Noel Quinn，也從完善市場標準和規制、進一步擴大互聯互通、放寬金融市場準入等方面分享了各自觀點，為推動中國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貢獻思想力量。

9日-10日，外灘金融峰會還就 “中國宏觀經濟與市場展望”、“地緣政治與國際貨幣體系”、“新興市場經濟困境、影響及應對”、“全球供應鏈新動向：韌性與重組”等重要議題，舉辦了多場閉門會。

12月9-12月11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聯合主辦的第四屆外灘金融峰會"全球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韌性發展與協同行動"，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上海召開，共設立6場外灘全體大會、2場外灘高峰論壇、5場外灘閉門研討會、3場外灘專題會、6場高端國際對話和10場外灘圓桌。

本屆峰會持續聚焦"綠色金融、金融開放、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打造上海"兩中心、兩樞紐"（全球資產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國際綠色金融樞紐、人民幣跨境使用樞紐）相呼應，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作為建設性力量參與國際治理，為國際社會消弭分歧、增進互信、凝聚共識，貢獻價值與力量。

屠光紹在全體大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上建議，以高水平開放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3.0版建設需要在四方面形成合力，"包括發揮市場和政府驅動的體制優勢、發揮好開放和改革的雙引擎作用、不斷加強監管協調、不斷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協同機制。"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3.0版"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走過整整30年歷程。

1992年，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被正式確立為國家戰略。 2004年，根據中央對上海的戰略定位，上海市委市政府推出了《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綱要》，并將建立人民幣產品中心作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突破口。2009年，《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19號文件"）發布，明確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由此，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步伐進入了快車道。

對此，屠光紹提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2.0版的階段性任務基本完成，此后將進入"3.0階段"，而高水平開放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3.0版的核心動力。

他認為，首先，開放對于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只有不斷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開放進程，才能為中國的高水平開放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撐。其次，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并非是建設國內、區域金融中心，而是國際金融中心，這就需要不斷推進高水平開放，以開放帶動上海的國際化進程。第三，當前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必然會對國際金融中心的調整產生深遠影響。"以開放推動上海的國際化進程，對于服務國家戰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意義重大，有助于進一步確立上海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代表，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聚焦五個重點領域進行高水平開放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屠光紹看來，下一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高水平開放，應聚焦五個重點領域和重要環節。一是要從市場開放到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是更深層次的開放，規則、規制、標準和管理對于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具有更加基礎性、引領性的作用，同時制度型開放有著更高的要求，既要對標國際一流標準和最佳實踐，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影響力的制度體系；還要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將國際規則和自身發展更好地互動和融合。二是要從局部管道式開放到全方位開放。三是要從傳統金融要素開放到新型金融要素開放。四是要從配置國際資金、資本向配置國際資產的功能開放。五是要從"邊境"開放向"邊境后"開放，讓金融機構進入后能夠遵照本國法律更加平等地參與金融業務、融入國內金融市場，提升市場的有效性。

可見，相比1.0、2.0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3.0版"的要求更高、挑戰也更大。屠光紹建議，為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不斷推動上述五個領域的高水平開放，需要在以下四方面形成合力：第一，發揮市場和政府驅動的體制優勢；第二，發揮好開放和改革的雙引擎作用，要不斷地以開放促改革，再以改革更好地推動開放；第三，不斷加強監管協調，因為很多金融開放領域都不會只涉及一家監管機構、管理部門；第四，不斷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協同機制，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既需要整體推進，也需要臨港新片區承擔重要的先行功能、浦東新區承擔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示范作用。

外灘金融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中國銀保監會上海監管局局長王俊壽、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黨委書記霍穎勵、上海保險交易所董事長任春生、法國巴黎銀行董事長Jean LEMIERRE、施羅德集團行政總裁Peter HARRISON、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首席執行官David SCHWIMMER、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董事長鄭楊發表主題演講。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外灘金融峰會的一大使命。本屆峰會持續聚焦"綠色金融、金融開放、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打造上海"兩中心、兩樞紐"（全球資產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國際綠色金融樞紐、人民幣跨境使用樞紐）相呼應，也助力上海市黃浦區持續做強"資產管理"和"金融科技"兩大新增長極。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仍然是我國的重要目標。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是我國下階段金融開放的重要任務。作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經過多年發展，取得重大進展。當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新發展階段，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發揮好先試先行的作用？外資參與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制度、監管、標準和規則體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3.0版如何進一步推進？

持續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當前全球經濟金融格局正發生巨大變化，必然對國際金融中心的調整產生深遠影響。"屠光紹表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通過開放推動國際化進程，對于服務國家戰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會進一步確立上海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代表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體系當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屠光紹指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水平開放應聚焦五個重點領域的轉型，其中，從市場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是基礎性的、引領性的，尤其要重視可持續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這是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

其他方面還包括：開放方式從過去的局部管道式開放轉向全方位開放、從傳統金融要素轉向新型金融要素開放、從配置國際資金資本轉向配置國際資產、從"邊境"開放轉向"邊境后"開放。

劉元春進一步指出，要把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的內涵具象化，并從八個方面進行了具體闡述，包括：規模大，足以實現內外貿一體化和規模經濟；質量高，足以構建強大的議價能力和競爭力；范圍廣，足以讓所有區域和要素在開放條件下配置；制度優，足以減少各種交易成本，主導國際標準和治理體系；動力足，足以在大市場和大創新中成為全球貿易的引擎，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的投資洼地和全球資產配置中心；方式新，足以引領數字化、綠色化的貿易新浪潮；底盤牢，足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驅動內外循環的良性互動，能夠統籌發展與安全；平臺新，足以構建新的網絡體系和新的競爭力。

王俊壽表示，上海正進一步加快金融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提供更多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制度供給，提升參與金融領域國際規則制定的能力，推進金融業的規制、規則、標準等和國際最高水平和發展趨勢更好地融合。

"我們將與相關部門共同構建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離岸金融體系，探索既有中國特色又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離岸開放規則和政策；我們將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機構不斷豐富面向國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為境內外客戶提供更加全面的投融資和風險管理方面的服務，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我們將推動上海自貿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的機構，加強與長三角其他地區機構的業務聯動，協同為客戶提供一攬子服務，讓自貿試驗區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的優勢擴大到整個長三角地區；我們也將與有關部門一起積極推進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建設，提升承保能力、服務水平和交易活躍度，增強我國保險業的全球影響力。相信這也必將吸引更多優質外資銀行保險機構落戶上海、落戶長三角，共同參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發展，為金融中心國際化能級的持續提升添磚加瓦。"王俊壽透露。

霍穎勵表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穩步擴大市場領域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的開放。堅持系統觀念，加強與國際通行規則銜接，整體規劃、統籌形成公開透明、可預期的市場開放政策和制度框架，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開放生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搭建國際合作交流平臺，推廣中國特色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在國際金融治理中提供更多中國智慧、中國倡議、中國方案。

此外，與會外資機構代表從深化合作、創新產品、綠色金融、人才交流與發展等方面，就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行了多維度探討。

構建更安全的開放體系

面對新的征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不小，在積極推進開放的過程中，也需注意風險防范。

屠光紹認為，3.0版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要求更高、挑戰更大，而要開放必須有舉措。他建議從四個方面形成合力，包括發揮市場和政府驅動的體制優勢，發揮好開放和改革雙引擎的作用，加強監管部門之間協調，加強中央和地方的協同機制建設。

"金融業開放并不意味著必然增加風險，但必須有防患未然的準備。"王俊壽表示，將積極優化監管手段方式方法，強化數據驅動型監管，提高監管鏈條的數智化水平，著力打造"智慧監管"的"上海模式"，使監管能力與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相適應、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相適應，構建更為安全的開放體系，堅決維護好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

任春生表示，開放的過程中要關注跟隨海外資本而來的風險，尤其防范系統性風險傳染。建議健全跨境風險監測機制。監管部門和市場機構都高度重視國際業務中的系統性風險底線，需要更有效的機制來提升國際保險、再保險業務的透明度，豐富境外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管理措施，加強風險監測。

鄭楊建議，持續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分析、預警能力建設，積極打造金融創新與安全示范區，構建健全有效的金融安全網。他表示，應加強對金融風險事件，特別是可能沖擊金融安全和穩定的"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的跟蹤分析，建立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風控框架，實現對金融風險的全流程、全方位、全周期管理。同時建議進一步豐富金融風險管理工具，滿足多種類型的投資者交易避險多元化需求，進一步提升上海金融中心抗風險能力。

2022年，全球經濟復蘇面臨一系列不確定性，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只有保持對話、尋求共識、深化合作，才能找到開放與發展的穩定之錨與共贏之路。本屆峰會持續聚焦綠色金融、金融開放、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堅持"國際化"、"專業化"定位，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作為建設性力量參與國際治理，為國際社會消弭分歧、增進互信、凝聚共識，貢獻價值與力量。

本屆峰會共設立6場外灘全體大會、2場外灘高峰論壇、5場外灘閉門研討會、3場外灘專題會、6場高端國際對話和10場外灘圓桌。包括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名譽聯席主席Robert RUBIN，美國第75任財政部長、美國華平投資集團總裁Timothy GEITHNER，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歐洲50人集團主席、法國經濟財政部原部長Edmond ALPHANDÉRY，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德國央行原行長Axel A. WEBER，斯坦福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譽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John WALDRON等在內的近300位全球財經政要、機構高管與學界領袖，將在本屆峰會上通過高水平的思想碰撞與觀點交鋒，分享真知灼見，以對話推動共識，以共識推動合作,攜手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峰會組委會執行主席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常務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屠光紹擔任，峰會組委會聯席執行主席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畢井泉擔任。歐洲中央銀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任外灘金融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

四大專業議題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外灘金融峰會的一大使命。本屆峰會持續聚焦"綠色金融、金融開放、資產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題，，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打造上海"兩中心、兩樞紐"（全球資產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國際綠色金融樞紐、人民幣跨境使用樞紐）相呼應，助力上海市黃浦區持續做強"資產管理"和"金融科技"兩大新增長極，更體現了金融支持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勾勒出全球復蘇的可持續路徑。

主題一 綠色金融

2022年，地緣政治沖突加劇能源危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有所回擺，各國綠色轉型的路徑仍待更加清晰的指引。

在全體大會"穩與進：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將發布外灘綠色金融報告，探討與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轉型的激勵約束相關的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以專業化成果推動綠色金融新發展，助力上海加快打造國際綠色金融樞紐。這也是外灘金融峰會連續第二年發布外灘綠色金融報告。

此外，本屆峰會圍繞氣候融資這一關鍵議題設立外灘圓桌。歐洲50人集團主席、法國經濟財政部原部長Edmond ALPHANDÉRY，能源轉型委員會主席、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絲路基金董事長朱雋，保爾森基金會副主席兼總裁Deborah LEHR等中外專家將就全球氣候融資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新興經濟體中擴大私人氣候融資、氣候融資監管等問題展開討論，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主持該環節。

主題二 金融開放

金融開放始終是外灘金融峰會最為重要的議題之一。此前三屆峰會曾先后發布《直面中美貿易沖突，堅持深化改革開放》《2020外灘金融開放報告》《2021·徑山報告》等研究成果，提出中國宜盡快決定加入CPTPP、推動上海打造人民幣跨境使用樞紐等政策建議。

二十大報告強調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指出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去年峰會上，屠光紹也曾建言，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既要重視市場開放，更要重視制度開放，要形成市場開放和制度開放的良性互動。當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新發展階段，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發揮好先試先行的作用？外資參與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制度、監管、標準和規則體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圍繞一系列關鍵問題，本屆峰會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設立全體大會環節，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進階之路提供高質量智力支持。

同時，本屆峰會還設置外灘圓桌"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與雙向開放"，來自監管機構和中外金融機構的嘉賓將就相關問題展開交流，力求深入、全面地評估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現狀，并就平衡開放與安全提出建議。

主題三 資產管理

為高質量推進上海全球資產管理中心建設，本屆峰會直面資管行業的新變化、新挑戰與新機遇，設立兩大專題環節，分別為全體大會"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財富管理"及閉門會暨萬柳堂資管圓桌"多重因素疊加下的全球資管市場：變革與發展"。

同時，峰會還開設一場外灘圓桌、一場外灘青年圓桌和三場專題研討，分別聚焦中國養老金融改革與產業布局、人口結構變化背景下的資產配置策略、宏觀波動加劇背景下的投資策略、ESG投資的發展模式與市場前景、資管新規實施元年的成效與難點等議題。

主題四 金融科技

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建設數字中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此前，國務院也發布了數字經濟領域的首部國家級專項規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加快金融領域數字化轉型。

事實上，我國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已處于全球第一方陣。應IMF 時任總裁拉加德和現任總裁格奧爾吉耶娃邀請，2018年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連續四年聯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IMF共同舉辦"中國金融科技內部研討會"，開啟金融科技領域最高層次的專家對話。這是IMF歷史上首次就特定行業主題進行大規模的專題研討交流，也是中國經驗首次走入IMF。

當前，我國金融科技發展進入新的階段，需要回答的一個關鍵命題是，金融資源如何在科技的加持下更為精確地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進一步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這也是上海在實現"金融科技中心全球競爭力明顯增強"這一目標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大重要課題。

立足于此，本屆峰會以"金融科技：數字技術釋放數字生產力"為主題設置全體大會，并在此環節開設兩場外灘圓桌，重點探討"央行數字貨幣：趨勢與前景"以及"金融機構數字化演進"兩個關鍵議題。

同時，本屆峰會還設置一場外灘高峰論壇，聚焦"數字經濟國際競爭與合作"，為推動各國共同構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框架建言獻策。

推動全球韌性復蘇與共同繁榮 
"6+10"場國際對話貢獻外灘智慧

外灘金融峰會彰顯"國際化"特色，是推動中國金融開放與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國際交流平臺。在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的建議與推動下，本屆峰會精心設置6場高端國際對話與10場外灘圓桌，覆蓋多個國際經濟金融熱點問題。

12月9日舉行的第六屆浦山年會暨外灘全體大會"全球化變局：沖擊、趨勢與影響"將開設兩場國際對話——外灘峰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歐洲央行原行長Jean-Claude Trichet與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 Posen將深入探討通貨膨脹、政策應對及其影響；日本青山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榊原英資將就中日經濟復蘇等問題與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余永定展開對話。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本環節還設置了一場主題為"多極化背景下如何推動建設性合作"的外灘圓桌。屆時，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名譽聯席主席Robert RUBIN，巴黎和平論壇主席、世界貿易組織原總干事Pascal LAMY，世界銀行發展政策與伙伴關系常務副行長Mari PANGESTU，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張曉強以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等中外專家學者將圍繞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調整、大國間開展建設性合作等一系列關鍵議題分享真知灼見。

12月10日當天，峰會將集中呈現三場高峰國際對話。Robert RUBIN與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將連續第三年在峰會重聚。在過去兩次對話中，兩人曾探討美國貨幣財政政策、美國大選、中美關系等問題，并準確預判了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斯坦福大學商學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譽院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亦將第二次與交通銀行行長劉珺在峰會展開對話。去年，兩人圍繞數字時代反壟斷議題貢獻了高質量的觀點盛宴。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John WALDRON則將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深入探析全球宏觀經濟環境、復蘇動力與增長前景等焦點問題。

2022年以來，為應對高企的通脹壓力，美聯儲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國際金融市場波動顯著加大。聚焦"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這一主題，峰會設置一場外灘高峰論壇。余永定以及國際金融協會（IIF）主席、德國央行原行長Axel A. WEBER，法國興業銀行董事長Lorenzo Bini SMAGHI，花旗集團全球首席經濟學家Nathan SHEETS，國際清算銀行貨幣與經濟部門主任Claudio BORIO等國內外宏觀經濟學者，將在這一環節就美國與全球經濟衰退風險、美聯儲政策前景、全球央行加息節奏、新興市場經濟體應對之策等議題展開研判。

同時，本屆峰會還設置多場外灘閉門會，議題涵蓋地緣政治與國際貨幣體系，新興市場經濟困境、影響及應對，全球供應鏈韌性與重組等。包括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G30董事會主席、以色列央行原行長Jacob A.FRENKEL，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非常駐高級研究員C. Fred BERGSTEN，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Martin WOLF，美國原貿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亞洲開發銀行原行長中尾武彥等在內的多位國際嘉賓，將出席閉門會并發表演講。

北京2022年11月27日 /美通社/ -- 2022年11月27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主辦的《明珠灣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1）》發布會召開。

該報告為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課題項目"中國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1）"的研究成果（冠名"明珠灣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1）"，以下簡稱《報告》），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證監會原主席肖鋼牽頭。課題組成員由來自科技主管部門、金融監管部門及知名金融機構、高校智庫、科技公司的研究骨干組成。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唯一運營主體，其扎根于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以智庫研究助力決策咨詢、聚集金融資源、人才培養引進等，促進提升南沙金融競爭力、影響力和輻射力，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資深研究員、證監會原主席肖鋼，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區塊鏈研究室主任李鳴，中國工商銀行首席技術官呂仲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許憲春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副局長尹優平先后發布《報告》。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與中國銀行原行長李禮輝就《報告》進行交流。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長王海明主持發布會。

今年1月，國務院發布數字經濟領域的首部國家級專項規劃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 ，提出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加快金融領域數字化轉型，合理推動人工智能等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深化應用。近年來，以智能金融為代表的帶有數字化時代特征的金融新業態、新應用、新模式在我國不斷涌現，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從2019年起持續跟蹤我國智能金融發展的情況，并已發布《CF40中國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19）》及《CF40中國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0）》。本《報告》是對前兩年報告的跟蹤研究和延續，著重突出2021年以來中國智能金融發展的新進展、新變化、新趨勢、新問題。《報告》共分為五部分，就人工智能技術新進展、中國智能金融應用新趨勢和新亮點、智能金融發展指數、智能金融監管展開研究，并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從數字化邁向智能化

智能金融發展升級步伐加快

國家網信辦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網絡基礎設施，數據資源價值加快釋放，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快速提升，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全球領先，數字社會服務更加普惠便捷。

《報告》指出，回顧2021年，盡管受疫情持續沖擊，我國數字經濟仍保持較快發展勢頭，人工智能技術取得新進展，智能金融推動數字經濟金融發展的作用更加凸顯，智能金融發展從數字化向智能化升級步伐加快。

具體而言，我國智能金融發展呈現出以下新趨勢和新特點。

第一，智能金融的發展環境進一步得到規范。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一系列立足當前、著眼未來的智能金融相關政策規劃相繼出臺，推動智能金融健康有序發展。《個人信息保護法》推動智能金融應用進一步加強個人隱私保護；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等強調抓住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新機遇，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深化應用，著力打造場景感知、人機協同、跨界融合的智慧金融新業態，以實現金融服務全生命周期智能化；在平臺治理過程中引導智能金融守正創新，持續推動平臺企業規范健康持續發展，堅持金融活動全部納入金融監管。

第二，人工智能技術推動產生新的研究范式。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不斷進步的推動下，基于高維數據發現知識的進程加快；人工智能正在協助突破人類固有的認知局限，顯示出技術的巨大威力，在學術界掀起了用人工智能技術解決科學重要難題（AI for Science）的科研新范式，這將為智能金融的應用提供堅實的理論和技術基礎。

第三，智能金融應用不斷深化。智能金融應用整體呈現出規模持續擴大、穿透力度持續深化以及助力踐行新發展理念的新特點，在局部領域呈現增長態勢。例如，反欺詐和對話式AI的市場應用覆蓋率從2020年末的10%和8%分別增長到了2021年末的31%和28%；積極推進客戶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方案對客戶實現精細化階段管理；在"雙碳"目標推動下，金融機構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紛紛開展綠色金融業務，包括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理財等新業務。

第四，智能金融轉型步伐加快。過去傳統的金融領域尤其依賴具有經驗的人，而智能金融是人工智能技術與金融業深度融合的新業態，是用機器替代和超越人類部分經營管理經驗與能力的金融模式變革。傳統金融機構積極轉型，加大科技、資金、人才投入，金融機構智能化轉型提速。

智能金融生態環境是發展的核心條件

2021年，課題組研究建立了一套智能金融統計與評價體系，即"中國智能金融發展指數"，旨在準確評估我國智能金融發展水平和變化趨勢。該指數在《中國智能金融發展報告（2020）》中首次發布。

 "中國智能金融發展指數"由許憲春領銜西南財經大學研究團隊編制。他介紹，在智能金融指標體系的構建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智能應用相關業務和分類等角度。本課嘗試圍繞智能金融的內涵，緊扣智能金融發展主題，從規模、績效、技術、政策、消費者評價等方面，建立更為全面的智能金融發展指標評價體系。

具體來看，這套指標體系遵循代表性、重要性、客觀性和可操作性原則，從智能金融發展深度、發展績效、生態環境、服務與評價四個方面出發，利用典型金融企業調查數據、騰訊平臺問卷調查數據、統計年鑒和商業平臺數據，以及其他網絡收集數據等，形成4個一級指標、11個二級指標和17個三級指標，最終匯總為智能金融發展總指數，并在區域（除港澳臺外的31個省區市和時間（2020年和2021年）層面構建指數。

相比2020年，2021年中國智能金融在發展速度、地區差異等方面有哪些變化？《報告》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智能金融保持快速發展勢頭。從全國平均指數來看，2021年相比2020年智能金融發展增速達到13.2%。從具體省份來看，2020年智能金融發展指數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3.65倍；2021年這一比值縮小為3.49倍，表明智能金融發展指數地區極差縮小，覆蓋范圍更加廣泛。

第二，智能金融發展指數存在地區異質性。智能金融發展指數的不同維度說明智能金融發展存在地區差異。智能金融的生態環境指數的地區差距最小、服務與評價和發展深度次之，發展績效差異最大。生態環境指數的地區差距最小，說明良好的生態環境（更快的智能金融相關企業增速、更多的智能金融相關專利數等）可以縮小各地區之間的智能金融發展差距，也說明生態環境等基礎建設和條件是智能金融發展的核心條件所在。

課題報告建議，對于低生態環境指數的地區，可以加大人力及技術資源的投入，進而促進智能金融生態環境的穩步發展。

第三，東部沿海省份智能金融發展保持領先，但地區差距有所減小。相對于2020年，2021年不同省份之間的智能金融差異有所縮小，雖然東部沿海地區如北京、上海、廣東等地仍顯著高于其他地區，但排名較為落后的省份逐漸發展與中等省份趨于同一水平。

不過，對上述變化起主要作用的是生態環境和服務與評價這兩個指標，兩者相較于2020年均有較為明顯的增長，相反，發展深度和發展績效指數可能由于人工智能技術和金融業融合發展瓶頸而并未出現明顯的增長。因此，課題報告建議，金融科技、數字化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應繼續加強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的技術研發與實踐，加快金融科技化和智能化發展，服務我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

課題報告還建議，為保證我國各省份之間智能金融的均衡發展，需要進一步提高互聯網普及率等以擴大智能金融發展規模，同時應繼續普遍推進智能金融業務，并合理配置經濟資源以推進各地區經濟均衡發展。

加快發展智能金融

是贏得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

智能金融發展日新月異，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政府需制定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監管政策與法規。為此，報告著重探討了2021年以來智能金融發展面臨的監管環境、監管技術、監管趨勢變化及特點。

在梳理智能金融監管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報告總結了其對我國的啟示 --

一是從監管目標看，各國智能金融監管總體上可以歸結為五個目標方向：確保智能金融的安全性和穩健性、公平性、可解釋性和可理解性、足夠透明、建立問責制。

二是從監管主體看，智能金融本質仍屬金融服務，理應由金融管理部門主要負責對智能金融的監督管理，同時，需要市場競爭、互聯網、科技等領域的主管部門參與，實現全領域全鏈條的協同治理。

三是從監管方略看，加快發展智能金融是贏得全球金融科技和金融產業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

2021年以來，我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始終強調發展與規范并重，明確了我國數字經濟、金融科技等產業未來幾年的發展規劃，凸顯了對人工智能、數據、算法、個人信息保護等方面的監管要求，為我國智能金融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報告認為，我國相關監管政策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鼓勵加快智能金融創新發展，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服務消費者需求；二是加強智能金融監管治理，強化綜合監管，突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三是夯實智能金融的倫理基礎，明確智能金融發展創新的方向和邊界。

此外，報告還專題討論了智能金融消費者保護與教育，以及金融科技監管沙箱試點，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報告》圍繞兩大方面提11條建議

智能金融創新要恪守"負責任金融"理念

《報告》圍繞人工智能技術和金融融合、智能金融的發展和監管兩個方面，提出了11條具體建議。

關于人工智能技術和金融融合，《報告》建議：

一是加強基礎研究，探索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合架構。加強對人工智能技術關鍵領域的支持力度，重點突破基礎理論、核心算法、關鍵設備等方面瓶頸；明確融合的技術架構和技術路線，深入探索數字科技操作系統的基本邏輯。

二是加快技術集成創新，探索金融創新的方法和路徑。重點瞄準數據要素流動、開放銀行、監管科技、綠色金融等領域，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迭代融合；推動多種技術集成創新，全面賦能金融機構，提升金融機構服務質效；促進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數字金融業態，提升智能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的效率和能力。

三是強化科技倫理治理，構建可持續的金融服務生態。明確數字經濟環境下的人工智能技術與金融融合的倫理風險；設置偏見控制機制，防止針對特定消費者群體的歧視性服務，追求服務提供的公平性；確保技術應用系統中使用數據是準確、完整和適當的；充分發揮新一代信息技術優勢，完善金融服務監管體系和金融科技治理機制。

關于智能金融發展和監管，《報告》建議：

一是要加強智能金融相關立法保障和標準化建設。在數字經濟、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立法和政策制定過程中，重點強化對智能金融創新行為的規范引導和嚴格監管；加強智能金融相關標準化建設；推動智能金融行業標準的出臺和嚴格落實，提高市場主體提供智能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規范性。

二是督促智能金融創新主體樹立"負責任金融"的理念。警惕運用人工智能過度逐利、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特別注意其對低收入群體過度負債的誘惑，以及就此引發的風險；督促智能金融創新恪守"負責任金融"的理念；智能金融創新主體應當建立和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內控制度和工作機制，強化全流程管控。

三是依法全面強化消費者金融信息保護。督促智能金融創新主體嚴格落實《個人信息保護法》所明確的信息收集"最少、必要"原則，進一步細化"知情-同意"機制的執行要求；監督智能金融創新主體建立完善跨業態、跨領域調用消費者金融信息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機制，防止消費者金融信息被違法竊取和濫用；進一步拓寬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接入機構范圍，加強對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接入機構監管。

四是深入推進智能金融領域算法治理。加快出臺針對智能金融算法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政策，為智能金融算法厘定行為邊界；不斷提高智能金融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釋性，促進市場各方對智能金融算法的總體理解；確保智能金融算法驅動下的應用在其整個生命周期內保持穩定性和安全性；建立智能金融算法問責制，確保智能金融創新主體能夠對智能金融算法的正常運行和對相關法律法規的遵守負責，從而為智能金融算法的運作提供法律責任承擔的基礎。

五是持續規范智能金融營銷宣傳行為。強化對智能金融營銷宣傳行為的審核，不得做出勸誘低收入群體超前消費、過度消費等存在嚴重價值觀導向問題的金融營銷宣傳；為消費者提供簡單便捷的營銷宣傳推送信息"一鍵關閉"功能，避免出現用戶必須對每個關注商戶或功能進行逐一操作才可以取消推送的情況；進一步優化、細化金融營銷宣傳監管規則，綜合運用制定行為規范、構建行業標準、推動行業自律等方式，強化對智能金融營銷宣傳的監測追蹤，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行為依法嚴肅查處。

六是加大研究資源投入和培育技術人才。加大對智能金融研究的投資，招錄更多智能金融領域的金融、法律和科技人才；監管部門需要在技術上能夠檢查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統，并有權在必要時進行正確有效的干預，同時也需要通過在監管科技與合規科技應用程序中部署人工智能以實現監管智能化、現代化。

七是加強智能金融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智能金融硬件平臺和軟件平臺建設，加快建設以5G網絡、物聯網、區塊鏈等為基礎的萬物互聯新基建；加強核心數據信用化和價值化算法研究，構建數字信用基礎設施；推動工業互聯網與智能金融融合發展，將智能金融服務嵌入工業互聯網生產場景；盡快組建由監管部門牽頭、業內領先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參與的智能金融全行業數據共享平臺。

八是促進國家和國際層面的跨學科交流。監管部門與智能金融領域的軟件工程師、數據科學家、建模人員、運營和前臺高管以及學者持續保持對話和交流，以實現對智能金融發展現狀及趨勢的更好理解；與國際各有關方面促進和維持有關不同利益相關方之間的交流對話，并與相關組織保持密切溝通與合作。

浦山獎旨在紀念中國世界經濟學界杰出的前輩浦山教授，弘揚浦山教授"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理想主義，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質。浦山獎已被正式確認為教育部科技統計年報（人文社科類）非政府部門優秀成果，即一般稱謂的部級獎項。

目前，浦山獎（2022年）評獎申請工作已經啟動，參選論文報送截至：2023年2月28日。

一、浦山獎概況

1、浦山獎每兩年評定一次。本次評獎作品限定在過去五年內（重點是過去兩年）的研究成果。

2、每次評出三個獎項，五篇獲獎論文，獎項分配機動。分別為：浦山學術研究獎1-2篇，浦山政策研究獎1-2篇，浦山青年學術論文獎1篇。每篇獲獎論文獎金10萬元。

3、候選人資格：中國大陸公民及港澳臺地區居民。

4、評獎辦法：在自我推薦、專家推薦、或單位推薦的基礎上確定最初評獎候選范圍。學術專家組/政策專家組進行規范審核和第一輪投票，初選10篇文章。浦山獎學術委員會舉行第二輪投票，票數最多的研究成果為獲獎文章。

二、浦山獎學術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主席：余永定

學術委員：白重恩、陳斌開、丁志杰、黃海洲、黃益平、鞠建東、林曙、劉元春、隆國強、陸毅、盛斌、魏尚進、姚洋、姚枝仲

三、浦山獎獎項設置

（一）浦山學術研究獎

1、評獎范圍：世界經濟、宏觀經濟、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與增長以及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等領域的學術論文（中英文均可），論文第一作者/通訊作者需為中國公民或港澳臺地區居民。

2、學術專家組構成：國內外重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二十人左右。學術專家組名單由浦山獎學術委員會審議決定。

3、浦山學術研究獎遴選原則：

（1）兼顧重要學術和實踐價值的選題；

（2）在相關學術研究問題上做出新的重要貢獻；

（3）具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

（二）浦山政策研究獎

1、評獎范圍：過去五年內在國際經濟問題、對外開放問題、國際經驗比較借鑒研究當中有重大價值并對決策參考發揮影響的研究。研究成果形式不限，可以是論文、研究報告、調研報告、媒體文章等多種形式。作者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中國公民或港澳臺地區居民。

2、政策專家組構成：國內外重點高校、科研院所、中央政策研究部門及知名財經類雜志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二十人左右。政策專家組名單由浦山獎學術委員會審議決定。

3、浦山政策研究遴選原則：

（1）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選題；

（2）事實清楚、邏輯一致、對相關政策議題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可以是發現了新的重要事實，找到了新的規律，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框架，或者找到新的解決辦法；

（3）具有一定的政策影響力。

（三）浦山青年論文獎

為支持與鼓勵青年學者成長進步，在浦山學術研究獎、浦山政策研究獎的評獎過程中，專為作者年齡為45周歲以下優秀成果設立浦山青年論文獎。

四、浦山獎參評方式

申請評獎的個人或課題組，請于2023年2月28日前通過浦山基金會官網登錄"在線投稿"頁面：http://paper.pushan.org.cn/，在線填寫投稿信息并上傳參選作品。申請評獎不收取任何費用。

參評信息提交成功后系統將會自動發送參會回執，請注意查收通訊作者郵箱。

北京2022年8月5日 /美通社/ -- 8月5日，"CF40·孫冶方悅讀會"暨《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及應用研究：全球趨勢與中國實踐》新書發布會在京召開。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長屠光紹圍繞我國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的健全與完善等關鍵問題發表演講。易方達基金董事長詹余引、工銀瑞信基金總裁高翀、施羅德投資集團中國區總裁郭煒等出席發布會并進行主題交流。

"中國應在全球統一標準的趨勢中與國際保持接軌，但也不能簡單地照搬國際標準，應根據我國的發展階段和特點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發布會上，屠光紹指出，從全球視角來看，無論是企業管理自身的經濟行為，還是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或是監管機構完善監管要求，都需要依賴統一的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但全球實現完全一致的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并不現實。

在《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及應用研究：全球趨勢與中國實踐》一書中，屠光紹帶領課題團隊深入分析全球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發展趨勢，研究國際標準的內容及其適用性，梳理主要國家和地區對可持續信息披露的推動和實踐，并綜合考慮我國實際情況，為我國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的建立建言獻策。本書還嘗試從監管和市場的角度，為中國可持續信息披露監管及可持續投資生態系統建設提供建議。

《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及應用研究：全球趨勢與中國實踐》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課題"可持續投資的信息披露標準設計：國際經驗與我國探索"的研究成果。2021年10月24日，課題成果在第三屆外灘金融峰會上首次發布，并經進一步的充實、修改、完善后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出版。

屠光紹表示，本書力求體現以下四個方面的特色：在主導思想上，突出國際趨勢與國內發展的結合；在標準建設中，注重標準制定與實際運用的結合；在角度協調上，突出總體原則與各方訴求的結合；在推動力量上，突出市場驅動和政府管理的結合。

他指出，ESG信息披露同時面向監管者、投資人、利益相關者等不同主體，甚至投資人中的不同類別，各方訴求都不一樣。而這源于各個主體定位、背景和關注重點的不同。因此，在系統深入地分析研究目前國際上被廣泛接受的標準和經驗，分析國際國內的可持續信息披露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我國實際情況，課題組進行了多方走訪，包括上市公司、資產所有人、資產管理人以及中介服務機構等。

"這一努力是為了突出標準體系建設的實際需求，聚焦標準的可用性。"屠光紹表示。不過，這也恰恰反映了信息披露標準的制訂難度，這項工作難以一蹴而就，還需要不斷完善。

除此之外，屠光紹還介紹了本書的寫作背景、內容框架、研究重點和撰寫初心。

他指出，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全球重大課題，健全有效的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是推動可持續投資，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基礎設施。本書在梳理全球可持續信息披露趨勢及背后驅動力的基礎上，詳細介紹了多項重要的國際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分析了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可持續信息披露監管要求及趨勢 ，解剖國際經典案例，總結中國可持續信息披露實踐，最后落腳于對中國可持續信息披露制度發展的建議。

據屠光紹介紹，本書探索了如下重點問題：

第一，在標準實用方面，統一準則和多樣性的關系問題。屠光紹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發起成立的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為例，介紹了ISSB在打造全球準則方面的努力，但ISSB未來能否獲得各國認可，仍需要大量的溝通與磋商。本書對這一問題也進行了初步探索，指出ESG信息披露是有可能在全球基本框架基礎上形成多套不同標準體系的。

第二，在信息披露標準的制度安排上，強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如何結合。

標準出臺后該如何運用？屠光紹表示，目前有的國家采取部分強制披露，有的允許自愿披露，這之外還有第三種狀態，即"不披露即解釋"，介于強制和自愿之間。本書認為，未來需要采取漸進性的安排，根據發展需要，逐漸在強制與自愿披露之間找到平衡。屠光紹還表示，大型企業、上市公司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可能需要強制披露。

第三，信息披露的可持續性，即如何兼顧信息披露的效率與成本。屠光紹表示，未來企業面臨財務與非財務（可持續信息）披露的雙重報告體系，總體來講成本增加是必要的，問題在于，若增加的成本未能在聚集可持續發展投資與金融資源方面起到應有的作用，出現現有的一些漂綠問題，信息披露有效性不足，反而會影響信息披露質量。

第四，在披露標準的基準框架上還需要細分的行業標準。

第五，非財務信息的可量化協調也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

第六，企業的可持續披露與金融投資機構產品可持續披露的互動關系

"這本書是集思廣益的成果，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喚起各方對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和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屠光紹說。

主題交流環節，詹余引、高翀、郭煒從投資機構角度分享了對我國建立完善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的見解。一個共識是，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的建立是一個系統性工程，當前需要持續夯實其基礎，如明確基礎概念、完善相關數據統計等，并盡快研發更多的ESG評價分析工具。

詹余引建議，自上而下推動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的建立，披露標準需兼顧實質性、定量化、本土化。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需兼具統一和差異，在跨公司、跨行業和跨地區維度上相對可比的同時，也應識別不同行業特有的ESG問題，引導公司重點披露、提高實質性。此外，可持續信息披露需定性和定量結合，僅依靠定性分析難以避免主觀偏差、也難以準確判斷對公司的影響程度。同時，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的指標應適應國情。

"盡快實現基礎數據的‘車同軌書同文'。"高翀認為，當前，可持續投資底層數據的披露標準還存在不統一、不規范的問題，境內外商業機構對于可持續投資基本概念還存在差異，這會導致資產管理行業在可持續投資領域產生重大的結果差別。他建議，在監管支持和協調下形成可追溯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歷史數據庫。

郭煒提出，目前國際上常見可持續信息標準都遵循重要性原則，這就意味著企業可自主選擇ESG披露信息。這種主觀性選擇容易導致企業報喜不報憂的情況。盡管監管機構已經為重要性原則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判斷標準，但"判斷標準也要考慮披露成本和效益之間的均衡。"他建議，國內監管規則可以為重要性原則提供一個判斷標準，將主觀性納入框架中，或者根據重要性的水平，逐步劃定強制披露、半強制披露。這樣，在ESG評分上，披露質量高、披露內容充分的企業會被自動獎勵，披露質量差、披露內容少的企業會被自動懲罰，有利于國內形成更好的可持續投資生態。

本書聯合作者、鼎力可持續顧問（深圳）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王德全線上出席發布會，并與屠光紹、詹余引、高翀、郭煒共同回答了媒體和直播間網友提問。共有包括新華社、金融時報、第一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等在內的26家媒體出席發布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