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17年1月3日電 /美通社/ -- 12月27日，在“中央國家機關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報告會暨2016年度《紫光閣》雜志理事會年會”上，天星資本創始合伙人、總裁王駿受邀出席年會并作主題分享。
《紫光閣》雜志創立于1993年10月，是由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主管、面向全國黨政機關發行的高端時政類期刊。在為期兩天的年會期間，來自中央國家機關相關部門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中國國電集團公司、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清華控股、同仁堂、中天科技、中喬大三農等《紫光閣》雜志理事會企業的200多名代表，圍繞“加強黨的建設，服務國企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創新之路”、“振興實體經濟”等主題分別展開交流研討。
王駿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創新之路”這一主題分享了他的見解。王駿認為，不管是從企業的角度還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創新都非常重要。他指出，創新有很多的維度，包括技術層面的創新、管理層面的創新、模式的創新以及制度的創新等。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分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分工”其實就是生產模式的創新，這一創新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而高速推進了英國的工業化進程。在我國，一些企業如華為、奇虎360在管理和經營模式上進行創新，最終實現了企業的跨越式發展。從國家角度來說，歷史上，我們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等理論和實踐；改革開放過程中黨和國家較高領導層提出的“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等都是重要的制度和理念創新，最終推動了國家的解放和社會的進步。
王駿指出：“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模式創新和社會制度的創新，歸根到底是人的思維的創新。創新是支持一個企業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我們要從各自的角度去支持創新，然后為創新營造環境。”
王駿也圍繞“供給側改革”分享了他的理解。他認為，供給包括兩個含義，一個是商品或服務層面的，企業為消費者的供給。另外一個就是政府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制度層面的供給。當前我們面臨著供給與需求錯配的問題，供給端產能過剩，需求端卻依然得不到滿足。這個原因是目前為消費者供應的產品并未滿足消費者真正的需求。也即是說，當前的供給不是有效供給。從企業層面來說，企業也是需求端，其在發展過程當中需要的行政管理的環境、稅收的環境、以及融資的環境等等，這些需求都要政府層面通過各項制度來滿足。目前來看，企業經營制度方面的供給和需求關系也是有待進一步優化適配的。所以說，這兩個方面都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即商品或服務供給和制度供給都需要改革。
圍繞如何改善針對企業的融資制度供給，王駿提出了幾點建議。一是改善和完善整個市場的融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當前國內的直接融資比例很低，不能完全滿足優秀企業特別是處于高速成長階段的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發展需求。二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僅僅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還不夠，還需要建設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用以滿足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融資需求。王駿認為，目前來看，新三板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支持創業 創新，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重要平臺，因此將成為20年之內基于中國金融制度的一次較有效的供給側改革。
“只有通過制度層面的供給側改革，改善了中小企業發展的環境，才能使中小企業獲得更好的發展，它才有能力、有動力通過更多創新，也就通過完成商品或服務層面的供給側改革，來進一步滿足消費者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因此，‘供給側改革’和‘創新’二者是相輔相成，一環扣一環的，誰也離不開誰。”
最后，王駿表示，天星資本作為中國新三板投資領域的領軍機構，希望能通過天星的投資支持中國的創業創新。天星資本也希望能夠投身到金融領域和金融體制供體側改革的潮流中，為社會經濟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以下是演講全文：
各位領導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謝紫光閣雜志，感謝閃社長邀請我來就創新和供給側改革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交流。首先做一個自我介紹，我是王駿，天星資本的總裁、創始合伙人。
天星是一家民營企業，我們創辦于2012年，到目前我們投了五百多家中小企業，這五百多家里面主要是民營企業，也有個別國有企業，這些企業主要分布在七個新興的產業或領域：TMT、醫療、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傳媒、軍工、消費升級等。我們也希望通過投資，引導社會低效的資本進入高效創新的領域，從金融的角度來支持國家的產業升級和創業創新。
我們步入今天的正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創新之路”，這也是今天論壇的一個大主題，我覺得這個主題非常好，我想就以這個主題和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匯報交流。“供給側改革”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兩個詞是近兩年非常熱的詞。我想今天就我理解的什么是供給側改革，它有哪些問題，需要怎么去實現，什么是創新，創新面臨怎樣的問題，怎樣去更好的實現創新，還有供給側改革和創新有什么關系，來跟大家說一下我個人的體會和想法。
我們就先說創新，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的時候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其核心是研究整個國家和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相信很多在座的朋友都看過。他在書里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 -- “分工”，企業在經營過程當中，正是由于出現了分工，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那么我們說“分工”是一個什么概念、或者說是一個什么性質呢？我們說創新，從我的理解有很多的維度，有技術層面的創新、有管理角度的創新、有經營模式的創新、有制度的創新等等。他提到的分工在我理解就是生產模式的創新，可以大大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而大大推進了英國工業化進程，非常重要。
我們再舉幾個例子，大家都知道華為，華為在技術角度創新是非常厲害的，但是在我理解，華為真正強的地方是在它的管理和經營模式上的創新。剛才我記得國資委的楚主任也提到了華為的任正非，大家知不知道任正非在華為的股權只有百分之一點多，華為是全員持股，就是因為他有經營制度、經營理念上的創新，實現了全員持股，調動了所有員工的積極性，那么整個華為的生產力才爆發了出來，所有員工都認為自己是華為的主人。再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有一家做殺毒軟件的叫奇虎360，老板叫周鴻祎。當時360還沒有殺出來的時候，整個殺毒軟件行業的競爭格局是大家都在拼價格，殺的是天昏地暗。后來周鴻祎自己想了一個辦法就是突破了原來的角度和模式，我的殺毒軟件全部免費給用戶來用。過去市場上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做。那么他靠什么賺錢呢？免費之后有大量的用戶在用他的軟件，來靠廣告賺錢。這是不是創新呢？這也是創新，這是銷售模式的創新。實際上也是經營思路的創新。以上說的是企業的角度。
我們說一個國家的角度看，實際上也是同樣的道理。回顧歷史，我們黨在領導抗日還有解放戰爭的時候，實際上也是突破了很多的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限制，我們沒有拘泥于過去的經驗，書上的教條。而是結合中國自身的革命特點，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這實際上也是與時俱進、因地制宜，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抗日統一戰線“等等這些先進的革命理論。這些看上去是革命道路選擇的創新，實際上都是人的思維的創新。
我記得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有過一場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大討論，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黨和國家領導人指出：計劃經濟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可以有計劃；市場經濟也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創新。它看上去是社會制度的創新，歸根到底是人的思維的創新。所以我想說，不管是從企業的角度還是從國家的角度，創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創新的重要性有可能是層層遞進的。技術創新很重要，但是有可能管理創新、模式創新，特別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創新比技術創新還要重要，他們可以推動技術創新。但這些都是表象，深層次的原因是人，要有思想上和思維上的創新。你沒有思想上的創新，永遠只能跟在別人的屁股后面走。這是我們對創新的一個理解。作為一個企業，作為一個國家，創新永遠都是重要的。它是支持一個企業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那么我們也要從各自的角度去支持創新，然后給創新創造環境。
下面我們說一下供給側改革。我們總結中國經濟的發展是靠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后來人們說不能只是靠出口，不能只是靠投資，我們要拉動消費，要刺激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后來對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后來發現，我們消費者的需求是有的，但是同時伴隨著還是有很多的產業產能過剩。這邊有很大的需求，這邊還是有很大的產能過剩。這個問題出在哪里？這個問題出在我們給消費者供應的產品它沒有辦法滿足消費者真正的需求。也就是說，你的供給不是有效供給。咱舉一個比較直觀的例子。我們知道在雙十一的時候，我們大家在網上，甚至是親自跑到日本，跑到澳大利亞去搶購奶粉和馬桶蓋。我們中國難道連馬桶蓋也生產不出來嗎？中國沒有企業生產奶粉嗎？實際上中國奶粉企業的供給是過剩的。但是我們的消費者竟然跑到澳大利亞去買奶粉，那么為什么我們的奶粉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因為這個不是有效供給。還有一個，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昨天晚上我在房間睡覺，可能在座的參加會議的朋友都有體會，我可能不太喜歡軟的枕頭，床上有四個枕頭，但最后我一個都沒枕。你說有沒有供給？有供給。而且枕頭很多，有四個枕頭。但是有沒有滿足我需求？沒有。最后我一個都沒用。這個就是你的供給不是有效供給。實際上很多酒店都存在這種問題。這是服務上的一個供給問題。
我們剛才說的是從產品的角度，實際上今天我更希望跟大家交流的是從制度的角度上的供給。產品供給是企業供給消費者產品的角度。那么制度角度供給是什么樣的？是企業在它發展過程當中需要匹配很多制度和環境，這些需要政府來提供。那么我們看看，我們的政府有沒有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目前現實的情況來看，我們的融資環境，我們的稅收，剛才我們的主任也介紹了曹德旺，曹德旺那個視頻大家都看到了，也在網上非常的火，他說不管是逃出去了還是沒逃出去，現在的企業的經營環境還是比較嚴峻的，稅收比較高，包括我們的行政審批等等。那么需不需要改變？我們是需要改變的。這個就是需要我們做供體側的改革。因此，我說的這個改革包括兩個含義，一個是商品層面的，產品層面的，企業給消費者的，另外一個就是政府給企業的發展提供制度層面的供體側改革。這兩個改革都很必要。
那么，供給側改革怎么樣實現？我們說，從企業的角度很好理解，企業要通過自己的創新來完善自己的技術、產品、服務和經營模式，從而給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服務。但是創新怎么實現？我們說創新不是喊喊口號就可以實現的，企業的創新需要很多成本，大量投入人力、財力、時間以及各種資源來去做研究和開發。那么與創新相匹配的是不是需要環境和制度？我們目前的環境和制度怎么樣？我們的制度怎樣？我們的融資制度怎樣？有沒有與企業發展需求相匹配？如果沒有匹配，就需要進行一場關于制度的供給側改革。
我自己是做投資的，做金融的，其他的領域我先不展開說，就從我們自己的領域，給大家舉幾個列子，我們需要在金融領域做哪些供給側改革？
第一，我們要改善整個市場的融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為什么？只有直接融資市場發達，而且必須是股權融資發達，才能支持一個企業、一個國家的創新力，因為首先，只有股權融資才能與企業長期共擔風險，間接融資永遠不可能，雖然我是做股權投資的，你讓我去銀行支持創新，我也很難做到，這不是人的問題，這是機制的問題，也是資金屬性的問題，跟個人的選擇和偏好沒有關系。歐洲經濟的衰弱因為什么？主要因為歐洲金融市場以銀行為核心，資本市場并不發達，因此經濟的創新力不足。美國正好相反，資本市場發達，因此催生了很多偉大的企業。另外，高效市場的演進也是趨向于高自由度的市場。物理學有一個熵增理論，是說任何的體系都永遠趨向于向熵值較大的狀態過渡，熵值代表自由度，也就是趨向于最自由最開放的狀態過渡。這一理論也適用于金融市場。在直接融資市場，投資者與企業之間雙向自由選擇，一名投資者可以直接選擇對所有企業進行投資，一家企業也可以選擇直接接受所有投資者的投資，這種狀態相對于間接融資就是熵值較大的，自由度較大的，也是相對更有效的。
第二，要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的建設。僅僅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還不夠，還要有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什么呢？我們有主板，有中小板，有創業板，但這些市場，并不能完全滿足大量的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而往往一個國家的創新力體現在中小企業。
第三，在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中，有一個新三板，他是多層次資本市場中的重要一環，體現了大量創新企業的需求，承擔了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的重任，也是支持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重要平臺。我認為，新三板的建設是目前金融制度改革中較有效的一次供給側改革，也是較大的一個創新。實際上，改革本身就是創新。
那么，最后我想說，供給側改革和創新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在我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的實現是需要創新的，是需要企業的創新，也需要政府的制度創新，企業通過技術產品經營模式的創新，才能夠給我們的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更優質產品和服務，來留住消費者，滿足消費者的真實需求，而不讓消費者去國外買別人的奶粉 ，那么同時我們說，創新更需要制度領域的供給側改革，你只有在制度領域改善了，完善了中小企業發展所需的制度和環境，才能使中小企業獲得更好的發展，它才有能力、有動力去做更好的創新來進一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我想這兩個是相輔相成、一環扣一環的，誰也離不開誰。
那么最后呢，我們天星資本希望通過我們的投資支持例如醫療、新能源汽車、文化傳媒、軍工、節能環保等對社會有意義的企業，支持他們的創新。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夠投身到金融領域的供給側改革當中，給社會經濟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